白洋2026年7月15日
有读者在《崇祯岂是“明君”？》文章末尾留言：
《枣林杂俎》生日移贺：思庙万历庚戌十二月二十五日生，适嫡母孝和贞皇后忌日也。崇祯元年，万寿节免贺。明年届期辅臣知其指，请移二十四日，从之。按庚戌十二月甲午立春，故景命之辰作辛亥节气。
故宫博物院：明思宗崇祯皇帝名朱由检，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十二月廿四日生于东宫。
很多人因为看不懂朱由检的八字，总以为流传至今的崇祯帝八字（辛亥、庚寅、乙未、己卯）错了。
“辛亥、庚寅、乙未、己卯”这个四柱，出自明代著名命理学书籍《三命通会》：乙未日、己卯时：“辛亥/庚寅，明帝崇祯，交丙运失国。”
《三命通会》的作者，是明朝学者万民英（字汝豪，号育吾）。但是，万民英生于嘉靖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公历：1523年1月4日），卒于万历三十一年三月六日（公历：1603年4月16日），而朱由检的生日公认是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历：1611年2月6日）。有人因此质疑，万民英怎么可能在《三命通会》中记载崇祯的八字？
其实，如果你多读几本书，就会发现一个规律——很多无人问津的书，作者就是一个人（甚至不愿意留下真实姓名，故意杜撰一个笔名），而且顶多印刷一次，就成了绝版书。但是，一本畅销书必然出现多个版本，甚至出现N个作者。
为何？
如果一本书没有销量，也就是没有商业价值，很少书商愿意冒亏本的风险印刷出版，更不怕被盗版商盯上，所以注定“原汁原味”，原封不动。
相反，假如某本书出名了，或者本来就是名人作品，必然有很多书商愿意印刷出版，更不可避免地沦为盗版书，甚至被很多人抄袭、洗稿。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有商业价值。
商人嘛，无利不起早。
比如中国古代首部浪漫主义章回体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原名《唐三藏西游释厄传》，现存最早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校订者是华阳洞天主人，未署作者姓名。自《西游记》诞生以来，有关该书作者之争就未曾停歇，代表性观点有丘处机、陈元之、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吴承恩等诸多说法。直到民国时期，鲁迅、董作宾等人根据《淮安府志》所谓“吴承恩《西游记》”的记载，予以最终论定“西游作者吴承恩”。
《西游记》的成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类似，都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也就是说，最终定稿的版本，与初稿可能大相径庭。
其实，流传至今的很多名著，曾经都有N个版本。很多所谓名著，可能只是“挂羊头卖狗肉”，除了借用当初的名字，内容甚至完全改写了！
比如《西游记》，为何最终的名字叫“西游记”？因为这个名字最好。
毛主席在延安时曾说过一个《西游记》的故事：“我们希望各人扩大自己头脑中的马列根据地，缩小宗派的地盘，以灵魂与人相见，把一切不可告人之隐都坦白出来，不要像《西游记》中的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这个“鲤鱼精，打一下，吐一字”的故事情节，在我们今天常见的《西游记》里却找不到。因为，在民国之前，曾经有很多个版本的《西游记》同时流传于世。但因为种种原因，《西游记》和很多名著的命运相似——都“合”而为“一”个版本了。
同理，《三命通会》的成书，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积累与演化的过程。
《三命通会》的原作者万民英，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进士，曾任河南道监察御史、巡按山海关、山东佥事、福建兵备参议，后来在河北易县隐居三十多年，潜心研究命理，是一个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万民英死后，万历二十三年状元、书画家、官至吏部右侍郎的朱之蕃（1558-1624）为老万撰碑文，探花赵锵篆额，榜眼刘思中书丹，易县文物保管所存有其墓志铭。
万民英去世后，《三命通会》的名气越来越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明以来谈星命者，皆以此本为总汇，几于家有其书”。也就是说，这本书的销量很好，市场占有率极高。
为何销量高？首先书名起得好。
但是，当年没有知识产权局，而书籍这个东西是最容易被盗版（印）的。因此，书商为了保护知识产权，并保证销路，必须“推陈出新”，好比炒冷饭，要增加一点新材料。
因此，《三命通会》的作者是不是万民英，已经不重要，反正多数读者只认《三命通会》这个书名。重要的是，每次推出新版《三命通会》，必须在书里增加一点新的内容，才能保证销路。
为何增加八字，而不是新口诀或者新理论？
因为有一个现象叫做——名人效应（Celebrity Effect），按现在的说法，蹭名人的流量！
而且，当年不在乎什么隐私，很容易搞到名人的八字。
《三命通会》中收录的八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1、万民英从古书中抄来的古早八字。
2、万民英自己是进士+官员，“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朋友圈都是进士、官员、文人、墨客。很多名人慕名而来，让他帮忙推算命运，于是留下了众多达官贵人的生辰八字。
3、书商每次翻印《三命通会》，编辑都会补充一堆名人八字。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命通会》，竟然出现了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八字，原因在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注意到了这个事情：“中间所载仕宦八字，往往及明季之人，盖后来坊刻所搀入，已非其旧”。
他们怎么搞到崇祯帝的生日时辰？
其实一点也不难，《明实录》记载了很多皇室秘闻，其中包括皇子皇孙的生辰。
《明实录》本为明朝政府档案的汇编和缩编，在明朝被尊为“国史”。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把杨士奇六次修纂《明实录》称为“六修国史”，他还指出：“本朝无国史，以列帝《实录》为（国）史。”但《明实录》首先是明朝的宫廷档案，类似于中国古代记录帝王言行的官方史书《起居注》。事实上，《明实录》的部分史料，直接来源于《起居注》。
洪武初期设起居注官，但洪武九年后中断。万历三年（1575年），大学士张居正根据翰林院编修张位的奏请，恢复了起居注制度，设立日讲起居注官，专职记录皇帝言行、圣谕及内阁题稿等，并在史馆中设立起居注馆，另选史官编纂六曹章奏。张居正死后，此制度未废，记注相承沿袭，直至明末。因此，万历皇帝朱翊钧在位期间记录帝王言行的官方起居注——《万历起居注》，保留了很多珍贵档案。
《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之四百七十八》提到，“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
再翻几页，你就看到——“乙未卯时，皇太子第五子生”。
这里提到的皇太子，就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长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立为皇太子的朱常洛（1582年8月28日-1620年9月26日）。而朱由检正是朱常洛的第五子。
当然，《明神宗实录》没有提到朱由检的四柱八字，因为这是史书，而不是八字书。
我再翻《明光宗实录》，清楚明白写着——“十二月二十四日，皇太子第五子生，命名由检，天启二年封信王，母选侍刘氏，追封贞静贤妃”：
所以，朱由检的真实生辰就是——1611年2月6日（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时，八字命盘如下：
很多人的脑子转不过弯来，因为1611年对应于明朝万历三十九年。
朱由检确实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但因为立春于1611年2月4日10时48分交节气，他虽然生于庚戌（狗）年的尾巴上，但他属猪！
紫微斗数排命盘，不论节气，所以朱由检的四化仍然按照“庚”干论命。这个盘的问题在于福德宫，天同（化忌）+地空、地劫、火星、铃星，还会到了天姚、天刑、天月、阴煞、天虚、月德，思维多“盲点”，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完全无法与人共情，而且感情用事。
当然，《明实录》属于宫廷档案，一般人接触不到。但是，紫禁城除了皇帝一家，还有侍卫、太监、宫女，人多口杂，迟早有人把皇帝的生日时辰透露出宫。而且，编修实录时，必先取前朝实录副本参校，史官往往乘隙私抄。于是，万历中期以后，《明实录》抄本已经广为流传。总之，朱由检的生辰最终流传出宫，而且成为《三命通会》的案例。
朱常洛一共生了七个儿子、十个女儿，仅长子朱由校（即明熹宗）、第五子朱由检为世人熟知。其实，《明神宗实录》还记载了朱常洛其他几个儿子的生辰。但是，世人只注意所谓的“成功”案例，谁会关心夭折的孩子？只能说，这就是“幸存者偏差”（Survivorship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