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 2020-04-14 08:25
柳青在《创业史》中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比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
不过，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微不足道，很多时候都是被潮流挟裹而去，所谓“时势造英雄”。《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长者说的通透：“一个人的命运啊，当然要靠自我奋斗，但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
问题是，果真赶上百年难遇的时代大变局，面对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时，绝大多数人根本反应不过来，犹如温水煮青蛙。
比如2020年的新冠肺炎，1月23日上午10点，武汉封城，绝大多数人以为半个月左右就会恢复正常生活。然后，欧洲各国成为灾区，多数人仍然以为这只是一场卫生灾难。直到美国沦陷，大伙终于醒悟：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没有人能够置身度外，运气不好的人（或者某些企业、行业）甚至会迎来灭顶之灾！
又如本文的主角袁世凯，如果不是赶上了1900年的“庚子国变”，基本不可能成为“执天下之牛耳者”。但直到1901年11月7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薨于京师之贤良寺，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才明白，庚子年那场浩劫早已为他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袁世凯，字慰亭（又作“慰廷”），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人称“袁项城”。《造化元钥》记录了袁世凯的生辰八字：
“己未、癸酉、丁巳、丁未。咸丰九年八月廿日未时。
袁世凯命：巳未夹午，未酉夹申，旺财生煞，食神制之，身强煞浅，假煞为权，运行南方，位居北洋总督，丁卯运贵为总统，卯运丙辰年殁，年五十八。”
另据林庚白之《人鉴》：“项城八字，浅者但以独杀贵之，或美其食先杀后，或财称其拱禄。余详加推究，而后之此造。固自有其特殊之点，苟仅取独杀有制格，或拱禄格，不过一疆帅耳。盖此造妙处，全在见不见之形。未酉中拱申马（正财为马），巳未中拱午禄，是谓夹拱禄马，一贵也；未年生人，以丑为帝阙，八字见巳酉而不见丑，且巳酉会局，邀出丑字，是谓虚邀帝阙。八字见巳酉而不见丑，且巳酉会局，邀出丑字，是谓虚邀帝阙，二贵也。夹拱禄马，虚邀帝阙，余所见八字，惟清帝康熙而巳。然康熙八字，甲午、戊辰、戊申、戊午，系夹拱贵禄，虚邀帝阙，且子为帝阙，在戊申旬内，不落空亡，故能保六十余年帝业。而项城则丑字旬空，故仅得八十三日称制。卯酉枯破巳酉会避之势，则全盘牵动，宜其亡也。”
1899年，慈禧太后命令军机大臣荣禄组建武卫军，作为维持其统治的精锐王牌。此年的5、6月间，武卫军成建制，分为五军：以聂士成之武毅军为前军，驻芦台，扼守直隶门户，兼顾大沽、北塘海口；宋庆之毅军为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新建陆军为右军，驻小站，扼天津西南之孔道；董福祥部甘军为后军，驻蓟县；荣禄另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此年冬天，袁世凯由工部右侍郎（副部长，从二品）升任山东巡抚（巡抚一般为“从二品”，但山东巡抚却是“正二品”，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从此跻身封疆大吏之列，年仅40岁。
袁世凯之命，丁巳日+丁未时=拱禄格，诗曰：“日时双拱禄中庭，金匮藏珠格最清，至贵至高君子命，无忧无虑到公卿。”
被袁世凯封为一等男爵，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18年任北洋政府众议院议长的王揖唐，四柱八字和袁世凯有五字相同，也是拱禄格：
“戊寅、辛酉、丁巳、丁未。光绪四年九月十一日未时。
王揖唐命：巳未夹午禄，财星会局，甲丙在支，贵气暗藏，身旺用财，富贵。”
不过，如果只按拱禄格论命，袁世凯撑死再升一级，混个总督（官阶为正二品，但可通过兼兵部尚书衔高配至“从一品”，相当于如今的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就到头了。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之事，位高权重，但终究不是至尊宰相，正如林庚白所云：“不过一疆帅耳”。
袁世凯、王揖唐这种八字，因巳、酉半合金局，又有食伤生财，假如不得拱禄格之助，必按“身弱财多”论之，与富贵无缘。但两个八字的区别甚大：袁世凯命，七杀破禄，如无己土克制癸水，拱禄格必不成立。妙在巳、未夹午，己土、丁火皆得禄于午，日元身旺足以任财，食神有气堪可制杀，所以富贵双全。“巳酉合”+食神制杀，乃袁世凯掌握军权的关键，枪杆子里出政权，因此走上了食物链的最顶端。而王揖唐命，伤官生财去了，始终不能独当一面，终生只是一个投机钻营之政客。
1895年12月8日，奕訢、荣禄等人联名上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光绪帝批准了，袁世凯于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以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1897年，袁世凯升直隶按察使（相当于省公安厅长、法院院长兼检察院检察长，正三品）。1899年五月，德军在山东日照等沿海地区滋扰，清廷命袁世凯率武卫右军开赴山东德州驻防。六月，清廷授袁世凯工部右侍郎。十二月，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1900年三月十四日实授）。
在袁世凯的大力镇压下，山东的义和拳活动逐渐陷入低潮。蹊跷的是，1900年4月，在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下了一场大雨，适逢春耕，很多拳民回家播种去了，当地的义和拳活动从此平息。可以说，这场大雨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天佑袁大头！
至于直隶一带，从1899年下半年开始持续干旱，很多农民反正没事可干，干脆参加义和团去了。偏偏慈禧太后无知，召见拳民首领，甚至允许拳民出入宫禁。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朝中的主战派王公大臣默许义和团进京。从1900年6月11日开始，大批义和团团民涌进北京，帝都从此陷入疯狂混乱之中。义和团起于山东，却在直隶成了气候，最终酿成大祸。
在1900年的“庚子事变”中，除了袁世凯麾下之武卫右军，武卫军损失殆尽。由淮军名将、直隶提督（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从一品）聂士成率领的前军，兵员最多（前军总兵力约2万，其他各军都是1万出头），装备最好（聘用德国教官，全套德式装备，毛瑟枪+马克沁机枪），是清军之中流砥柱，被视为国之干城。悲哀的是，武卫前军既要抵挡八国联军之精锐，又受到义和团的袭击，腹背受敌，伤亡最为惨重。因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严重分歧，或者剿杀，或者安抚，始终摇摆不定。武卫前军总统聂士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上不谅于朝廷，下见逼于拳匪，非一死无以自明”，每次战斗均上前线。7月9日，聂士成在八里台中炮阵亡，壮烈殉国。聂士成之死，标志着大清从此再无忠勇两全之统帅。武卫前军兵败之后，八国联军再也没有遇到真正的抵抗，一路势如破竹杀入了北京城。
至于董福祥之后军、荣禄之中军、宋庆之左军，实力也被严重削弱，后、中军甚至被取消了番号。武卫军仅两年即土崩瓦解，标志着慈禧集中军权、组建中央军之努力付之东流。而远在山东的袁世凯麾下之武卫右军，却神使鬼差的避过一劫，不但完整保存下来，还扩充到了接近2万人之众，是清军硕果仅存的精兵劲旅。武卫右军一股独大，清廷逐渐失去对其控制力，袁世凯从此拥有了足以左右政局的政治资本。清军的大洗牌，彻底改变了清末历史的发展路径。
袁世凯在己巳运可谓官运亨通，短短几年时间就成为权倾朝野的重要人物。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在戊辰运居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因袁世凯大运走戊土，伤官制杀成功，书云：“制伏得位，运复经行制伏之乡，此大贵之命也”。
李鸿章死后，其实清廷还有一个人可以制衡袁世凯，此人就是慈禧之宠臣，1898年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的瓜尔佳·荣禄。谭嗣同曾将荣禄与王莽、曹操相提并论：“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荣禄精通柳庄术，他曾叹息道：“（袁世凯）此人有大志，吾在，尚可驾驭之，然异日终当出头。”
1903年4月，荣禄去世，大清再也无人能够节制袁世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很快成型。1905年，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洲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袁世凯的控制之下。袁世凯安插在北洋新军的私人亲信，比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人，后来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
1908戊申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非常痛恨袁世凯，上台之后立即解除袁的官职。因袁世凯大运走“辰”字，申、辰合水局，食神不足以制杀，所以暂时赋闲。
13岁时，袁世凯曾制对联——“大野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可见其雄心壮志。不过，“人有冲天之志，非运不能自通”。可以说，1900的“庚子国变”为袁世凯的崛起以及后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埋下了伏笔。慈禧太后不惜血本组建的武卫军，到头来只是为袁世凯做了嫁衣。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死。“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国从此开启了“十年混战”之局面，直到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至1928年间发动北伐战争，中国再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