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2025年07月11日 15:18广东
1937年7月7日22时，日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驻守的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打响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至此，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
国民党中央为团结各界力量，以“共赴国难”名义召开庐山谈话会，邀请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名流参与。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和《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柱子上是“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10个大字。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国举国民众悲愤不止，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件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
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2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跟着今年二月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搏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著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是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极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三省失陷，已有了6年之久，继之以塘沽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三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第三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逼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
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第四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其它
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待的。
1937年7月17日
庐山会谈标志着国民党抗战立场的重大转变，直接推动《国共合作宣言》发表和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基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转折点。该宣言被毛泽东评价为国民党“对外问题的第一次正确宣言”。
陈布雷自从1927年追随蒋介石，直到1948年11月13日自杀身亡，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稿，皆是陈之手笔。而著名的庐山谈话稿，乃陈布雷平生最得意之作。
据百度百科：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生日。
根据《陈布雷回忆录》：“清光绪十六年庚寅（一八九0）十一月十五日亥时生”。
很多人以为这个是阳历生日。
但是，《陈布雷回忆录》中还有这么一段话：“陈布雷，浙江省慈溪县西乡官桥人，一八九0年（光绪十六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生。原名训恩，字彦及，布雷、畏垒都是他的笔名，尤以‘布雷’闻名于世。”
因此排出陈布雷的四柱八字如下：
辛金无根，生于子月、亥时，柔弱之金，不胜食伤之盗泄，必以戊、己土为用神。
金水伤官，本喜丙火调候，但寅、亥暗合木局，身弱财多，官杀太旺，亦可畏也。
甲午运，天干木克土，地支寅、午半合火局，财杀两旺，书云：“干党财，财党杀，杀攻身，凶穷两逼”。
陈布雷和秘书
陈布雷的身体健康本来欠佳，经常失眠，靠安眠药来维持睡眠，又处于政治的中枢地位，心理压力很大。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11月6日，解放军发动淮海战役，南京政府的覆亡为期不远了。11月13日，万念俱灰的陈布雷服安眠药自杀，结束了自己二十一年的从政生涯。
关于陈布雷的笔名，还有一段趣事。
因为陈布雷的面相方方正正，有点像方形面包，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绰号——bread。于是，陈布雷干脆以英文面包的译音取笔名为“布雷”。
按照陈布雷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在丑，主星紫微、破军，天魁、天钺入丑、未宫，所谓“坐贵向贵”。
紫微斗数之《骨髓赋》：“天魁天钺盖世文章，天禄天马惊人甲第”。文章盖世，本来是一个成语，指文章好得无与伦比，典故源自“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盖世文章”后有注文曰：“如身命坐魁，对宫天钺；身命坐钺，对宫天魁，是谓坐贵向贵。更会吉化，其贵必矣。”
比如蒋介石的“国师”戴季陶（初名良弼，后名传贤，字季陶），出生于光绪十六年十一月廿六日亥时（庚寅、己丑、壬辰、辛亥），与陈布雷同年同月同时生。巧的是，戴季陶的紫斗盘也是“坐贵向贵”。
戴传贤曾为《中华民国国旗歌》填词，其出版于1928年的作品《日本论》被学界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盖世文章”云云，当之无愧。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戴季陶被列为第十六号战犯。
陈布雷（左）与戴季陶，真可谓“难兄难弟”
1949年2月11日，戴季陶于广东省政府广州东园招待所自杀，死因竟然和陈布雷一样，都是过量服用安眠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