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白洋 | Published:
2012年05月3日
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是史学著作的典范,又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实,《史记》还是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神秘学的集大成者。 《史记·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中颇受冷遇的一书,因“正统”史学家不赞成把占星术等内容写入历史。主流话语圈偶然提到《天官书》,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认为《天》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局限。 但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他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太史令乃掌管天文历法的长官,也就是说,观星望气、为皇帝解释天象,正是司马迁的职责所在。所以,《天官书》可以看做司马迁的工作报告文集,而本纪、世家、列传的精彩故事反倒有点“不务正业”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透露了著述《史记》之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深受“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又肩负替君王寻找“君权神授”之依据的使命。因此,《史记》之研究工作,《天官书》可为破题之笔。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据《天官书》,“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唐都,曾参与制订《太初历》。但他没做官,乃汉朝的著名方士、草根天文学家。可见,天官,即是天文学、星相学等学问。 一切预测,皆为谶言。 《史记》中最大的谶言,莫过于《秦始皇本纪》的一句话:“亡秦者胡也。”普遍认为,此谶言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关键原因。 天象是《天官书》的重头戏:“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汉时期,四柱八字、紫微斗数连影子都没有,五星、七政四余也未成熟。当时能用来推测个人的吉凶休咎的术数,首选相术。《史记》多次提到看相的故事。 比如《高祖本纪》提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 《李将军列传》中还记载了李广和相士王朔的对话:“广尝与望气(即看相)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史记》中收录了很多解梦的故事,比如《赵世家》提到,“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后来果真发生了“赵氏孤儿”之事。 《三国演义》也多次提到政治人物之梦,和《史记》的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罗贯中或许从司马迁那儿找到了灵感。 不过,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务实的,他既承认命运之无常,又强调了人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国君彊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对于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司马迁的态度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本文在写作之时,参考了马强的《《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一文,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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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洋 | Published:
2012年04月24日
用神,是四柱八字预测术的专用术语,指能补救八字不足之处的天干或地支。有人说,“用神之于八字,犹如药之于人体”,这比喻颇为恰当。 清朝命理学家任铁樵因注解《滴天髓》而闻名,乃旺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八字理论,以日元之旺衰为核心,把确定命局的用神作为批命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命中至理,只存用神,不拘财、官、印绶、比劫、食伤、枭杀,皆可为用,勿以名之美者为佳,恶者为憎。果能审日主之衰旺,用神之喜忌,当抑则抑,当扶则扶,所谓去留舒配,取裁确当,则运途否泰,显然明白,祸福灾祥,无不验矣”。 《渊海子平》也很重视用神。《继善篇》说:“用神不可损伤”。《金玉赋》则说:“岁运并临,若损用神皆有祸”。 用神被伤的命例,比如陈公博: 枭 杀 日元 食 乾造 壬 庚 甲 丙 (日空午、未) 辰 戌 申 寅 排大运: 官 枭 印 比 劫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岁数 8 18 28 38 48 年份 1899 1909 1919 1929 1939 甲木得禄于寅,寅、戌半合火局而丙火透干,火旺木枯,必须以壬水制伤官。秋木喜见庚金雕琢,且庚金能生壬水,一物二用,乃本造之用神。但是庚金被旺火所制,用神受伤。庚金为七杀,即是官星,代表权力、名位。因此陈公博是受权位所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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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4月2日
《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之《天刑》篇:“问天刑星所主若何?希夷先生答曰:天刑守命身,不为僧道定主孤刑,不夭则贫。父母兄弟不得全,二限逢之主出家,官事牢狱失财,入庙则吉。” 天刑星以寅、卯、酉、戌四宫为入庙。玉蟾先生曰:“太阳司权贵为文,遇天刑为武。”入庙之天刑星,逢太阳主武贵,再见文昌(文曲),主文武双全。 “歌曰: 天刑未必是凶星,入庙名为天喜神,昌曲吉星来凑合,定然献策到王庭, 刑居寅上并酉戌,更临卯位自光明,必遇文星成大业,掌握边疆百万兵。” 比如许世英的命盘,命宫在卯,天刑入命,会官禄宫之太阳和迁移宫之文曲,这组星系主“文人掌武职”。见天梁,强化了“监察”的味道(天梁=御史)。还有巨门(化权),无非是“口舌是非”或者“口才”。此公乃晚清司法专才,发迹于刑部,曾任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等要职,在其任内确立了中国的律师制度。 还有梁启超之命,安命酉宫,天刑和文曲入命,会文昌,也是“文人掌武职”的组合。紫微、贪狼见天刑,则不为“桃花犯主”,反能自律。 1913(癸丑)年,熊希龄为国务总理,梁启超以文人之身出任司法总长。查此年的流年命盘,财帛宫是贪狼(本命化忌、大限化禄、流年化忌)+天刑+文曲的组合,表示司法总长这职位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据说梁启超当时想当外交总长或者内务总长,但是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让梁氏当教育总长。而梁坚辞不就,内阁难产,袁只好让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梁启超最终当上了司法总长。 到了1915(乙卯)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并南下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这次真的是“掌握边疆百万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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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25日
《滴天髓》的《何知章》说:“何知其人贵?官星有理会”。这“理会”一词,如果用现代汉语来理解,是解释不通的。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理”字,有“整理”之意;而“会”字,作“聚合”解。但“理”、“会”合起来,又该如何理解呢? 文中列举了一个“官星有理会”的命造: 杀 杀 日元 财 乾造 癸 癸 丁 辛 (日空戌、亥) 卯 亥 卯 亥 大运: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注曰:“此造官杀乘权,原可畏也,然喜支拱印局,巧借栽培,流通水势,官星有理会。第嫌初运庚申辛酉,生杀坏印,偃蹇功名;己未支全印局,干透食神,云程直上,仕至尚书。然有其命必得其运,如不得其运,一介寒儒矣。” 可见,“理会”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流通、化解、调和”。“秀才不是尘凡子,清气还嫌官不起。”此造官杀太旺,日主本不能用其官,如果不是大运配合得当,必以秀才终其一生。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许世英之八字,也是典型的“官星有理会”。 枭 杀 日元 杀 乾造 癸 辛 乙 辛 (日空戌、亥) 酉 酉 丑 巳 官 财 才 食 伤 比 劫 枭 大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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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03月19日
很多人以为国家公务员考试是仕途的敲门砖。其实,凡是强调专业技能的岗位,都是打工一族。古代的读书人,一律读四书五经,并无文理分科和专业差别。学子考中进士之后,吏部就根据进士的自身条件以及职位的空缺情况,给他安排一个官职(进士一般会被分配去做县官,相当于处级干部)。如今的考试,越往上考,越强调专业能力,而从政的味道则越来越淡。因为从政这事,需要很高的EQ以及丰富的common sense(常识),知识面越宽越好。“机关”一词,原指“机械的核心部位”,后来被用于指代政府部门,只因“衙门深似海”,机关水很深。 现在有一种名为“选调生”的特殊公务员。选调生之于普通公务员,好比保送生之于参加高考的普通学生。有人说,“选调生是先人后岗,公务员是先岗后人”,这种说法很形象。白洋在《亦官亦吏的孔目》一文中提到过“官”和“吏”的区别,如果说选调生是后备的“官”,招考录用的公务员就是“吏”。 如今活跃在政坛的“少壮派”干部,相当一部分是选调生出身。读者可曾留意到,干部们往往放弃了自己的本专业。或者说,干部的专业就是当官。 通过考试被录用的公务员,和任职单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的雇佣关系,很难调动工作。而选调生是组织部的人,党要用你的时候,一纸调令就能成行,就像坐直升飞机。 选调生和普通公务员的“血统”是不同的:选调生是党的人,相对于通过公务员考试而获得录用的普通公务员(只是某机关单位或者某职能部门的雇员),选调生显然更加接近权力的中心。 当然,当上选调生,只是进入了“后备干部”这个圈子,至于能否真正当官,还要看他本人的造化,尤其是他的家庭背景。在基层工作的选调生,多年不得提拔、“备而不用”的情况,太常见了。而省直、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反倒拥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在外国,公务员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其实我国在1987年也提出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的构想。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务官对路线、方针、决策负责,而事务官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工,和中国古代的官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务虚,以政治水平分高下;“吏”务实,按办事能力排座次。令人无语的是,很多专家忙着效法老外,却不懂得从老祖宗哪里找灵感,难道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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