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被游客投诉。一名自称是“控烟志愿者”的孙女士认为纪念馆一面“鲁迅夹烟”的画像墙有问题，称墙画原图中鲁迅是在室内吸烟，而纪念馆将其置于室外公共区域，可能引导游客聚集吸烟，危害他人健康，且存在误导青少年的风险，建议更换为鲁迅右手握拳的版画。
鲁迅故里，图源：“鲁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该景点开放于2003年，游客到了鲁迅纪念馆，在“鲁迅夹烟”墙前点燃打火机或香烟，对着鲁迅的烟头，拍一张“给先生点支烟”的打卡照，表示“到此一游”。
据潇湘晨报8月25日报道，绍兴市文旅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都表示这是历史的客观现实，而且也是绍兴鲁迅故里旅游的一张名片，要求不能因为一个人的投诉盲目做出决策。”其表示，大家的意见一致要求不需要修改，文旅局也会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投诉而盲目更换，“是否修改目前还没有通知，会在全面统筹后再做出决策。”
以“政治正确”吸引流量，用道德标尺“净化”历史，本质是搞历史虚无主义。
“鲁迅抽烟”这幅版画，原名为《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由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李以泰创作于1974年。画作完成后，李以泰从未授予任何商业使用。2004年，李以泰曾以侵犯著作权为由状告绍兴文旅局。
光绪七年辛巳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辰时，周樟寿出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新台门周家。
鲁迅，幼名阿张、长根、长庚，学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
“鲁迅”，是周樟寿在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鲁迅20岁左右开始抽烟，走上写作这条路不久，烟瘾越来越大，成为“烟不离手”的烟民。
鲁迅于1926年创作《藤野先生》时，香烟已经是写作的标配，感觉离开香烟就写不下去了：“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逝世，年仅55岁。去世前一天，他还在抽烟。
烟龄长达35年的鲁迅，一天要抽两包半“彩凤牌”香烟。一包是20根，也就是一天抽50根。在招待亲友时，鲁迅会拿出一种相对高档的“美丽牌”香烟，而他平时只抽一种“彩凤牌”廉价烟。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写道：“鲁迅的烟瘾，一向是很大的。”郁达夫回忆，鲁迅总是习惯性地把手伸进衣兜里，摸索着抽出一支烟来，放到嘴里。
鲁迅自陈：“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同学许寿裳如此描述鲁迅：“关于他的饮食，除饮茶和吸烟外，并无嗜好。茶用清茶，烟草用廉价品，每日大概需五十支。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所以住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熏成黄黑。”
那个年代没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和口号，但鲁迅自己也意识到烟草有毒。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无奈地反思：“不知怎的，我于这一点不知何以自制力竟这么薄弱，总是戒不掉。但愿明年有人管束，得渐渐矫正，并且也甘心被管，不至于再闹脾气的了。”
1984年，上海市第一结核病防治院邀请了一些著名的放射科和肺科专家，共同研究1936年6月15日鲁迅拍摄的胸部x光片，并得出结论：鲁迅不是直接死于肺结核疾病，而是死于自发性气胸。鲁迅短命，烟草绝对是罪魁祸首。
鲁迅吸烟的形象，绝非偶然的艺术创作。据鲁迅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黄乔生考证，在鲁迅留下的相片中，他手持香烟的姿态被多次定格，此类照片可达一二十张之多。
这张鲁迅左手“夹烟”、身穿毛背心的照片，1933年5月1日拍摄于上海春阳照相馆。
鲁迅的一生，和美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30年代，左翼文坛主将鲁迅也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倡导者。1936年10月8日，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在上海八仙桥举办，鲁迅抱病参加，这是他在公开场合的最后一次活动。喜欢木刻的摄影爱好者沙飞在展览会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了系列照片。
1936年10月8日，鲁迅参加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上海展，与青年木刻家合影。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背影)、陈烟桥。当时鲁迅手指夹着香烟与木刻青年侃侃而谈的画面，被感觉敏锐的沙飞捕捉并成功拍摄。
十一天之后，鲁迅溘然长逝。沙飞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沙飞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3个躬，然后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留下了鲁迅的遗照。
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
沙飞拍摄的鲁迅照片，刻画出其“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沙飞放在灵前那张侧身仰头持烟微笑的单人照传播甚广，为后来画家、雕塑家创作鲁迅‘夹烟’艺术形象提供了模板。沙飞镜头下的鲁迅影像在日后成为了一种符号，吸烟、拿笔已成为鲁迅的标志动作。少了香烟，总感觉缺乏仪式感。
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
“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不久，昨天来过的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沙飞（1912年5月5日—1950年3月4日），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
鲁迅的葬礼空前盛大，沙飞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鲁迅与青年木刻家》及鲁迅葬礼系列照片被广泛引用，也是沙飞的成名之作。当时为发表有关鲁迅的照片，司徒传给自己起笔名“沙飞”。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学生沙飞借助这一突发的极具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顺利转型成为新闻摄影记者。
抗战爆发后，沙飞加入八路军，亲自拍摄了抗日战争中的一系列珍贵画面，后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亲手建立起中国革命新闻摄影队伍，培养了一批著名的摄影家，提出摄影武器论，创立了影像资料的保存制度，以“人在底片在”的精神保护了大量珍贵影像资料，参与创建晋察冀画报社并担任主任。
1950年2月24日，因为枪杀日本医生津泽胜，沙飞被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死刑。
告别人世时，沙飞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