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淞沪会战结束后，日军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2月7日，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亲自起草《攻占南京城要领》，要求部队入城扫荡；随后，日本朝香宫鸠彦亲王签署密令，要求“杀掉全部俘虏”；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这六周内，在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指挥下，日军杀入南京城，开始了长达四十多天的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
电影《南京照相馆》（Dead To Rights）源自真实故事。
1937年12月，日军杀入南京时，15岁的罗瑾在南京长江路估衣廊附近的华东照相馆做学徒，他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1月的一天，有个日本军人来到这家照相馆，送来两卷胶卷冲洗。罗瑾发现，这些照片都是日军屠杀我同胞的场面。为了保存日军罪证，他就悄悄多洗了几十张，保留起来，并用硬纸自制了一个小本子，将其中16幅日军暴行的照片贴上去，装订成册。
1940年，罗瑾在汪伪政府的“交通电讯集训队”当学员时，为了逃避日本兵的搜查，就把该相册藏在了厕所的墙缝里，用泥巴糊起来。几天后，罗瑾突然发现相册不见了，他以为事情败露，赶紧逃离南京，隐居于福建省大田县。
原来，罗瑾的同学吴旋在上厕所时偶然发现了这本相册。吴旋翻看相册，吓了一跳，偷偷把相册藏在寺里一座佛像的底座下。
抗战胜利后，南京政府张贴布告，征集日军罪证。1946年8月5日，吴旋将相册上交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此后的庭审中，这16张照片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993年清明节前后，70多岁的罗瑾回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他走到一本相册前，眼睛突然一亮：这不正是自己50多年前丢失的相册吗？1995年6月10日，吴旋和罗瑾再次相见，共同回忆了这段历史。
问题是，《南京照相馆》虚构了一段阿昌“冒死送出底片”的情节，这并非历史事实。
其实，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由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冒死偷拍，再被美国牧师乔治·费奇冒险送出南京城。
1884年10月10日，约翰·吉莱斯皮·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一个富裕家庭：
在康涅狄格州读完高中后，约翰·马吉于1906年获得耶鲁大学的学士学位，并于1911年获得马萨诸塞州剑桥的圣公会神学院的神学士（B.D.）学位。他被授与圣公会牧师的圣职，并于1912年启程前往中国。到达中国后，他在美国圣公会的南京道胜堂当传教士。
在中国，约翰·马吉结识了来自中华内地会的英国传教士菲斯·埃米琳·巴克豪斯（Faith Emmeline Backhouse），并于1921年7月成亲，婚后育有四个儿子。
马吉牧师和家人居住在位于南京下关的益智小学里，他曾经传教的道胜堂现在是南京市第十二中学图书馆。
1937年11月22日，随着战事临近，部分在南京的西方人士正式成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人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1882年11月23日－1950年1月5日）当选为主席。送走了4个儿子和妻子的约翰·马吉当选为委员，着手准备难民救济工作，多次开车运送伤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以约翰·马吉为主席的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随即成立，全力救助难民与士兵。因约翰·马吉居住的道胜堂为美国财产，日军不敢肆意胡为，因此成了中国妇女的避难所。
约翰·马吉在南京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当时，日军严格控制外籍人士的行动，绝对禁止摄影、摄像。约翰·马吉在影片的引言中写道：“必须小心谨慎地行动，摄影时千万不可让日本人看见。”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美开战，约翰·马吉回到美国，继续担任牧师。
出席东京审判的约翰·马吉牧师
1946年，约翰·马吉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南京大屠杀案作证。
1947年，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审判南京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时，播放了导演弗兰克·库柏编导的影片《中国的战争》，其中有不少是马吉牧师拍摄的镜头。
1953年9月11日，约翰·马吉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他临死前曾留下这样的遗嘱：“假如再活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马吉牧师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所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
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值得一提的是，约翰·马吉的长子——小约翰·吉莱斯皮·马吉（John Gillespie Magee Jr.）于1922年6月9日22时48分在上海出生：
1931年，小约翰·马吉随母亲去了英国。1939年，小约翰·马吉回到美国。1940年，已获耶鲁奖学金的小约翰·马吉决定放弃读大学的机会，北上加拿大，加入加拿大皇家空军，学习飞行；再被派往英国，参加不列颠之战。
在一次高海拔飞行后，小约翰·马吉感受到了翱翔于云端之上的快乐，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一首十四行诗——《高飞》（High Flight）。
图片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41年12月11日，在一次训练中，小约翰·马吉驾驶的喷火式战斗机（Spitfire Fighter）在英格兰上空与友机相撞，他的降落伞未能打开，不幸坠地身亡，年仅19岁。
得知长子去世的噩耗后，约翰·马吉将《高飞》公之于众。这首诗在英语世界非常出名，是美国空军学院新生必须背诵的功课之一。
图片来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网址：https://www.19371213.com.cn/information/news/201805/t20180509_2248281.html）
乔治·阿什莫尔·费奇（George Ashmore Fitch，中文名：费吴生），1883年1月23日出生于中国江苏苏州，父母都是长老会的传教士：
1906年，乔治·费奇毕业于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学院，又在纽约的联合神学院深造，获得神学学士学位。1909年，乔治·费奇被长老教会任命为牧师，并返回中国，在上海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曾任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负责人。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乔治·费奇是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委员兼行政主任——总干事。
南京安全区委员会成员，后排右一是乔治·费奇，中间为约翰·拉贝
1938年1月，乔治·费奇利用去上海采购食品药品的机会，登上从南京开往上海的日本军列。他将马吉牧师拍摄的南京大屠杀胶片缝在大衣衬里，秘密带出南京。到达上海后，乔治·费奇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火速赶往柯达公司，将这些胶片制作了4份拷贝，通过外交邮袋与商船两种方式，把胶片送到英国和美国。影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虽然只刊登了部分照片，但已经引发国际震动，迫使日军在后来的军事行动中不得不有所收敛，间接挽救了无数平民。
乔治·费奇（左一）和宋美龄（右一）
乔治·费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日记，是南京沦陷后离开人间地狱的人撰写的首个回忆录。抗战胜利后，在东京审判战犯时，乔治·费奇带出城的这批影像被军事法庭列为第324号证据，也是迄今发现的记录南京大屠杀情景的唯一动态影像。乔治·费奇的陈述和影像材料成为在东京法庭指控甲级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
乔治·费奇曾在联合国救济和重建署工作，还在韩国和台湾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直到1961年退休。
1979年1月20日，乔治·费奇在美国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