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坐镇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收到路轨被炸的报告后，当即以关东军代理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向关东军部队发布进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和沈阳的命令，“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爆发。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1929～1932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关东军第2课课长，与石原莞尔等人积极策划“九一八”事变：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丁未），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决定扩编军队，整治防务。其中，陆军第二混成协（相当于旅）驻扎奉天。同时，还在省城附近修建了兵营。因兵营地处城北，故名北大营。民国以后，北大营一直是奉系军队在沈阳的驻地，成为保卫沈阳的北面藩篱。
奉系军阀时期的北大营正门
9月18日晚，北平的中和戏院上演梅兰芳的《宇宙锋》，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在此看戏。关东军进攻北大营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几日前的指示，命令北大营士兵暂时不许抵抗，等待张学良的指示。随后，荣臻紧急请示张学良，而张学良的回应是：不得开枪还击。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8000多东北军被“不抵抗”的命令逼入绝境，面对冲进北大营的500多日军，他们的手里竟然没有武器。短短几个小时后，沈阳沦陷。
荣臻（1889—1960），河北省枣强县人。荣臻是张学良的左辅右弼，荣臻之于张学良，好比杨宇霆之于张作霖。“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统帅张学良常驻北平，荣臻是丢失东北的具体责任人。
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谈话时再度说：“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中国军队不曾抵抗。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著。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依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由于执行张学良不抵抗命令，北大营守军被数量不及其十分之一的日军击溃。用时4个月零18天，日军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的日本武装力量大约3万人。而东北军的总兵力约30万人，是中央军以外旁系中最强大的武力。另有日方资料认为，东北军总数44万人，是将各省警察甚至民团都算进去了。
30：3，竟然输得那么惨，10个人还打不过一个人？
因为东北太大了，东北军分布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四省。中原大战时，东北军入关，后来很多部队留在了华北。1931年6月，日本策动石友三倒戈，东北军调步兵6个旅、炮兵2旅，约6.5万军队进关，导致关外的兵力更加空虚。“九一八”前，东北军在关内的兵力约为11.5万人，在关外的兵力近19万人，其中辽宁驻军7.5万人，吉林驻军8万人，黑龙江驻军2万人，热河驻军1.5万人。
兵力分散，导致“九一八”发生时东北军在数量上相对于关东军并没有绝对优势。当时驻守沈阳北大营的部队仅有陆军独立第七旅，旅长是中将王以哲。北大营遭袭时，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要求第七旅不得抵抗，告知王以哲必须遵守命令。王以哲指示部队突围，最终退入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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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张学良在台湾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当时张学良错判了形势，以为日军仍然是小打小闹——“我没判断出日本会整个儿来。我判断他要挑衅。找事件对中国挑衅，然后军人好有借口说话。当时中国有好多事情，譬如南京事件、济南事件，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假如我知道这件事不能了，那就不同了”。张学良的应对办法是——“我下的所谓的不抵抗，是指你不要和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当日军向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营房进攻时，由于是周末，留在旅部值班的最高指挥官是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在枪炮声中，赵镇藩向荣臻请示应对办法。荣臻说出了那句荒唐透顶的话：“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三十多年后，起义将领赵镇藩出任山西省交通厅厅长，回忆起当夜荣臻的指示，他仍然觉得“不可理喻”。
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之谓也！
“貌似强大”的东北军毫无抵抗意志，注定成为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惨状暴露了东北军之孱弱，大大刺激了日本人的野心，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轻蔑的说：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因此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制定了一个“以寡制众”的策略，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中国军队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迅速攻占奉天，并在其他国家的干涉尚未开始时，迅速占领东北其他战略要地。
石原莞尔（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1928年10月，经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推荐，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
1928年，张学良易帜，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奉军老将戢翼翘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1931年，戢翼翘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行营参谋长。
戢翼翘（Ji Yiqiao，1885年3月31-1976年2月26日），字传任，又名劲臣，亦称劲成。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五日(西元一八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降生于湖北省房县：
戢翼翘在《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书中披露了“九·一八事变”的诸多内幕：
二十年八月初我们解决了石友三叛变，国内事刚了，外患突然来了，九一八事变使东北沦沉，演变下去终于引起八年抗战。而九一八事变起因于中日两国在东北外交问题。
日本人在东北早已习惯了和地方当局打交道，等到张汉卿主持东北军政后，把东北外交问题都交给中央处理，这使得日本人很感麻烦，事实上有许多小案地方能了的，都要由远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外交部处理，迁延时日而且不明真象，交涉起来诸多不便。日本人依照惯例就是不肯到南京办交涉，一再向东北有关机关或直接向张汉卿交涉，而东北官方不是“推”就是“拖”，推不掉就拖，“拖一年半载再说。”因之未能解决的悬案愈积愈多。
在这许多悬案中，有关铁路方面的最多也最重要。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是侵略东北的大本营，用满铁赚的钱来培养关东军，用关东军来保护满铁，二者相互为用。日本人在沿南满铁路二十里有特殊权利，他们一再要求和我国人的“杂居权”以及“设警权”，当然这是妨害到国家领土主权，是不能答应的。到了后来又发生了“运费调整” 问题，而这问题关系到满铁的生命，因为我们在东北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筑成，接轨通车后，就在运费上打击满铁，譬如满铁有十公斤货物，运费若要军票二元，我们也只要奉票二元，军票是日本人在东北擅自发行的纸币，价值高于奉票，商人只求便宜，都尽量用我们的铁路运货，影响到满铁的营业。此外我们积极兴建葫芦岛。预备打击大连的商业，置满铁于死地。这些措施不能说不对，但是在我们还没有强大武力做后盾的时候，不能冒昧从事，更不能不从外交上缓和这种形势，所以日本人提出要合理调整运费的要求后，应该好好对付。可是交通委员会委员长高纪毅对所有日人要求均不接受，避不见面，有时见面了又不谈正事，请日本人喝酒，几杯酒下肚，日本人就说:“好!好!明天来，今天不谈了!”(日人怕大蒜气味，高吃酒故意吃大蒜，满口大蒜味，日人也不愿多谈)就这样拖过一天算-天，根本不把问题解决。七月八月间，在东北又发生了两大案件，其一为万宝山惨案，其一为中村失踪案。万案在八月解决，然而中村失踪案却成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中村失踪案幕后实在隐藏着一些秘密。当时大家都觉得要对付日本人，战争-发生我们一定先吃亏，而最严重的莫过于东北兵工厂，靠近满铁暴露敌前，日本垂手可以破坏，可以占领，太不安全了，因此有个计划在兴安建兴安省，另建一更大的兵工厂，这样好有一个退步，这种计划也是很对的，于是成立兴安督办公署，以邹作华为督辨，拿大量的钱去那里先建房屋，筑大道。为了不愿让日本知道，所有工作人员都伪装屯垦员，称之为“兴安屯垦队”。当然日本人在东北耳目甚多，早有风声。这还得了!中国统-了，东北与中央打成一片，而兴安兵工厂建好以后麻烦就大了，因此派人去侦查实況。
八月间，日本参谋本部间谍中村丽太郎(大佐)带了两名蒙古向导深人兴安区去侦察，被工作人员发现了，两名蒙古人跑得快，跑走了，中村被捕。大家商量这人放不得，就在一小河边，用煤油把中村烧成炭灰，丢在小河里。日本人知道中村是奉命去侦查的，没回来凶多吉少，也许蒙古向导去报告了。八月二十二日，日本便宣称中村在洮索铁路终点为兴安屯垦队杀害，并称关东军将以兵力从事调查。这便是中村失踪案的由来。
当时我们研究这问题，把那负责的团长找来，那团长表现很好，说:“只要我能为国家解决问题，由我牺牲了不成问题”。我们也想不得已的话，牺牲一人保全大局。但最初是推说不知，“你说中村死了，证据何在”?
这时张汉卿病已经好了，仍住在北平，东北是由张作相代理张汉卿负责的东北边防公署，参谋长是荣臻，但也不能解决问题，日本人就要和汉卿直接交涉。数百件中日东北外交悬案及万宝山、中村二案，均未得结果，九一八事变终于爆发了。
我想那时如果杨、常未死，他们有办法有魄力对付日人，这事变就不至于发生得这么快，即使发生了，也不至于恶化下去，终于把整个东北都失去。
九月十八日，日本人自己炸毁了一段南满铁路。即借口护路，突袭北大营。王以哲旅长未奉抵抗命令，率部撤走，当夜沈阳失守。日人继续疯狂进攻，二十日北入吉林省城，到十一月十九日即攻陷黑龙江省城，两个月又一天把东三省大部占领。
九一八事变后，中枢要张汉卿不采取抵抗，要经由外交手段，通过国际联盟收回失土，这是一错误的政策。我的主张不同，事变发生后，我对汉卿说:“只有两条路走，不是打就是和。你看看东北有能担当、有魄力的人，派他去和日本人接头，和他们谈判，如果小小损失能完事，一下子解决也好，如果要价太高，那只好打。你不能把这事交给中央，也不能靠国联，这是靠不住的，万一国联不能叫他撤兵怎么办?日本人说中村死了，你总要让他们对他们国人有个交代才行，派人直接和他们交涉，责他们侵略，要他们提出条件，决定是和是战，才能解决问题。”可是张汉卿不听，那时蒋先生也叫他不要抵抗。事实上日本人没有想到如此容易就占领沈阳，他们也希望我方派人去和他们交涉，无如我方根本不派出去，只向国联控诉，时间越拉长，占领地方就越大，问题也就越复杂，东北军精锐由荣臻带到锦州，坐视三省沦沉，不抵抗的代价太大了。
日本人轻易地在两个月间占了东三省大部分，年底又向锦州进逼。这时我看不是在会议桌上可以了事的了，便极力主战。我对张汉卿说:“东北是你父子多年经营的基地，我们为什么听别人处置？现在只有‘打!’应该‘打! ‘，失败了是我们报答国家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力量不够也要打!打完了，死了，这是我们对国家买不来的光荣。”我说:“不能听政府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他们把东北丢了，是你的，活该!我们能收复是我们的，不能收复，败了，虽败犹荣。我们寸土不能让，保存实力是假的，没有用的，‘打’才对得起国家。如果不打，自己土地不能收回，还要让国人来责备，何颜以对国人?”我讲了很多，张汉卿不置可否。
锦州吃紧时，荣臻到北平来请示，我找他商量对策，写了几个作战方案，劝他们守锦州，沿大凌河布防和日军打一阵。再不然先把大部撤退到山海关，加强防御工事，而留少数精锐在锦州，和日军猛打一阵，情势不对时再从热河退回来。一定要打才可对国人有个交代，我们打了，记者报道到全国，即使败了，退了，国人也不会责备我们，千万不可不战而退。
荣臻把我的方案带到锦州，和各将领商讨，结果他们说:“要打一起打，后方把军队开上来，大家打，不能留任何一部分在关外牺牲，要安全的打法。”荣臻亦不敢作主。十二月下旬，日军向我方试探，有一天派了六个宪兵向我方搜索前进，到了大凌河，前方守军竟相互传说:“敌人到了大凌河。”军心动摇，都准备着逃，可能荣臻打电话向张汉卿报告情況:“敌人已到大凌河。”张即回答:“那么你们退。”命令一下，大家争先恐后撤退了，等到我军全退，日军才慢慢开入，接收这东三省最后重要据点。锦州是给六个日本宪兵吓得丢掉的。
锦州撤退第二天早上，有些新闻记者来问我:“听说锦州已撤退了?”我说:“没有，还坚守着。”刚应付了记者，荣臻已打电报来，要我派人去办兵站，关外东北军已向关内撤退。晴天霹雳，叫我不知所措。我发觉有些事张汉卿并不让我知道，对战守意见也不相同，既不能战，再做他的参谋长也是没意思的。我的个性无论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都知道的，我不是懦弱的人，为什么东北军在这种情形下不打?好多朋友会骂我，会说我:“戢翼翘变了!”“怎么戢翼翘变得这样懦弱?”我只好辞职，我对张汉卿说:“糟糕!今天新闻记者问我锦州退了，我说‘没有’。怎么不先告诉我一声? 这叫我如何向记者交代!这不行，要退也要有计划，前方作战军事情況，怎么参谋长不知道?完了，我不能再帮你忙了，我要休息!”当即辞退出来。
张汉卿找万福麟来挽留我，我说:“可以找荣臻当。”最后我再向张汉卿说:“我不干了，荣臻已带兵退到滦州了，他回来当你的参谋长。要打，咱们出关干!要不打，将来要受国人责备，你要身败名裂。”张汉卿还是不敢打，不肯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