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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44甲申年（天干甲木，地支申金，金克木，天克地冲的年份），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市景山），二人相对自缢身亡。两天后，人们才找到已经僵硬了的崇祯帝。后来，李自成派人将崇祯与周皇后草草下葬。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是，对于崇祯帝的功过是非，后人的看法始终两极分化。同情朱由检的人认为，崇祯“本属明君，可惜生不逢时”。朱由检对自己的评价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推翻朱家皇朝的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黯（崇祯皇帝也不是太昏庸）”。但是，崇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勤俭治国，殚精竭虑，操劳了大半生，最后却落得一个国破家亡的结局。这样的“功绩”，假如也能被授予“明君”的称号，恐怕朱由检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羞愧吧？ 同样是明朝的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hòu）（1537－1572年），因为不爱折腾，有人却说他“毫无作为，一生享荫庇福而已”，还有人认为，“明穆宗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甚至有人说朱载垕“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懒于政事，贪享美色，被女色掏空了身子”，以致36岁就挂了。其实，整个隆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与朱载垕知人善任有绝对关系，非要用女色问题苛求一个皇帝，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政绩，不能以“勤快”或者“懒惰”来评定。因为皇帝手握至高无上的皇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诸大权于一身，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是全国一切事务的最高主宰和最终裁决人。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利，必须担负同等庞大的义务和责任，皇帝要为用人不当负全责。皇帝不昏庸，奸臣和庸官如何上位？ 北京内城被攻陷之时，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一个人也没召来，被崇祯寄以厚望的成国公朱纯臣却打开朝阳门开门迎降。有一个词叫“遇人不淑”，还有一个词叫“所托非人”，虽然这两个词语主要用来形容男女之事，但借过来形容崇祯和他亲手提拔的文武官员之关系，大概也算得当。 崇祯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个特点：轻于用人（而且是一见如故即委以重任，比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但是不久就翻脸不认人，最后又轻于杀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杨嗣昌畏罪自杀，洪承畴投降清军，否则也是一死）。”《明史》说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任察则苛刻寡恩”，所言极是。 崇祯在位17年，内阁犹如走马灯一样换人，先后有五十位内阁大学士粉墨登场，最后都黯然而去，多数不得善终，所谓“崇祯五十相”。道家祖师老子在《道德经》留下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鲜，即鱼也；小鲜，就是小鱼。煎鱼不能随便翻鱼身，否则鱼肉就碎了；更难的是把握火候，因为鱼太小，很容易就烧过火。同理，治理一个大国，不能频繁折腾，也不能随便撤换官吏，否则必然扰民。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官员上任之后，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推行自己的政策，任用自己信任的下属，中央打个喷嚏，地方都要抖一抖。实施改革，好比翻鱼身，必须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才可能获得成功。 而崇祯帝是如何烹制中国这条大鱼的呢？他除了不断杀大臣，杀一批，再升一批，不久又都换掉，从没提出一个好的施政纲领。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厨师，他不知道要把中国这条鱼烧成什么样子，他拼命翻鱼身，拼命加调料，还不停添加柴火，必然把中国烧成一片焦土！ 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暗示了所谓“明君”是最靠不住的，但还是有那么多人非要给崇祯帝封一个“明君”的头衔。他们幼稚的以为，勤政就是好皇帝。在他们看来，不爱瞎折腾，不扰民，就是“懒”皇帝，可见某些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真是大有问题。成龙说，有些“中国人是要管的”，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喜欢做奴才，喜欢被人“管一管”的。 皇帝宝座是一个烫手山芋，需要极高明的能力、健康的体格以及良好的个性，崇祯显然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却被历史推上了皇位。其实明朝必亡，清朝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由于崇祯的瞎折腾，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否则明朝也不会定格于164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