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柏亭VS仵德厚

1937年10月26日,“淞沪会战”进入尾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蒋介石打算让国民革命军第88师(官兵头戴德军钢盔,装备少量德式武器,官方说法是“调整师”,民间称为“德械师”)留守苏州河北岸。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奉命打电话给88师师长孙元良:“委员长想要第八十八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你的意见怎么样?”孙元良:“我不同意。为什么呢?如果我们死一人,敌人也死一人,甚至我们死十人,敌人死一人,我就愿意留在闸北,死守上海。最可虑的是,我们孤立在这里,于激战之后,干部伤亡了,联络隔绝了,在组织解体,粮弹不继,混乱而无指挥的状态下,被敌军任意屠杀,那才不值,更不光荣啊!第八十八师的士气固然很高,并且表现了坚守闸北两个多月的战绩,但我们也经过五次补充啊!新兵虽然一样忠勇爱国,但训练时间较短,缺乏各自为战的技能。——这是实际情形,所以我不同意。”

88师与日军厮杀了三个月,日本人在广播中公然称八十八师为“闸北可恨之敌”,但88师的官兵伤亡很惨,经过多次兵源补充,老兵已经所剩无几(88师264旅旅长黄梅兴于1937年8月14日被炮弹击中,是淞沪会战中第一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88师第262旅第524团,老兵基本拼光了,后来整建制地吸收了湖北省保安团第5团,因此后来留守四行仓库的孤军之中有一大半的战士是湖北人)。88师参谋长张柏亭(88师进入上海时,陈素农任参谋长,10月初,陈素农病倒,赴武汉休养,88师参谋处代处长张柏亭上校接任88师参谋长)在《淞沪会战纪要》中对该师的战斗力有形象比喻,“这情形正如一杯茶,初沏时味道很浓,经过六次冲开水,冲一次淡一次,越冲越淡。

从左到右分别是88师原参谋长陈素农、88师师长孙元良、88师副师长冯圣法

孙元良担心电话里说不清楚,特意派张柏亭前往司令部,向顾祝同当面陈情。张柏亭认为,“留置闸北守备最后阵地的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同时,守多数据点是守,择要守一二个据点也是守,意义完全相同。最好授权部队,以达成此项目的为主,自行适当处理。……选拔一支精锐部队,至多一团左右兵力,来固守一二个据点,也就够了。”

顾祝同觉得张柏亭说得有理,让他回去告诉孙元良,“就照这样办”。也就是说,张柏亭是策划“四行仓库”之战的关键人物


张柏亭

孙元良认为,“一团兵力未免失之过多,在给养、卫生、休憩诸方面,反而会感觉不便”,最终决定只留下一个营的兵力,但对外声称是一个团,实乃“瞒天过海”之计。孙元良命令524团兵分两路,524团上校团长韩宪元率两个营的人马沿苏州河向南京移动,剩下的一个营则在少校营长杨瑞符的带领下向四行仓库集中。韩宪元指定黄永淮作为团级指挥官,前往四行仓库,统率杨瑞符这一营兵力。黄永淮曾任第524团第3营营长,此时在第524团当团附,挂中校军衔,本来是最适合的人选。岂料黄永淮随后就被日军的一颗子弹击中了左眼,被紧急送去了医院。于是262旅中校参谋主任(国军的旅一般不设参谋长,参谋主任实际上就相当于旅参谋长)谢晋元临危受命,接任第524团团附,与杨瑞符共同指挥第524团第1营。据孙元良在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中自述,当时是他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了谢晋元

1975年丁善玺导演的《八百壮士》,曹健饰张柏亭(穿军装者)

其实谢晋元手下只有420人(不够一个营,国军的步兵营满编约600人,比如在著名的宝山保卫战中,营长姚子青和全营官兵壮烈殉国,后人作诗歌颂:“五百健儿齐殉国,中华何止一田横”),但接受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宣称有八百人,使用524团的番号。这么做是为了迷惑敌人,扩大国际影响。据88师262旅524团1营营长杨瑞符之《孤军奋斗四日记》:“我当嘱咐出外就医的士兵说:你们出去,有问四行仓库究竟有多少人,你们就说有八百人,决不可说只有一营人,以免敌人知道我们的人数少而更加凶横,后来轰传全世界的八百孤军的数目,就是这样来的。我团五二四的团长本来是韩宪元,而今天一般人误称为谢团长,也就是在这八百的数目字而推测出来的。”

国民党中央社后来对外报道:“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这就是谢晋元被媒体“封为”“团长“,以及“八百壮士”之由来

张柏亭在回忆四行仓库之战时,曾作如下介绍:“按当时军队编制,团不设副团长,有中、少校团附各一人。中校团附即相当于副团长。”在军队之中,既有军阶之分,更有职权之别。国军的参谋长地位不高,比如说,师参谋长低于旅长,旅参谋主任则低于团长。不过,无论团附或者参谋,都不是实职实权,有句顺口溜说的到位:“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中校团附即相当于副团长”云云,其实不太准确。按国军规定,团不设参谋长,团附其实更类似于团参谋长

在国军中,团附=团部附员,中校团附的地位高于团副(团长副官,副官类似于秘书,是主官的贴身随从),也高于营长。但附员本无军事指挥权,一般作为过渡性的职位,作为安插亲信之用;或者作为人才库,用于安置资历较深的军官。如果出现职位空缺,附员可能向上递补,但多数会外派基层,类似于“储备干部”。

根据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931年颁行的国军《陆军军队内务规则》,对团附的职责有如下规定:“中校团附承团长之命,担任教育训练及动员筹备诸事宜;少校团附承团长之命,任团直属部队之管理训练,并辅助中校团附办理一切事宜。”也就是说,中校团附有副团长之“实”,但无副团长之“名”。凡官职,经正式任命者为实缺,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举例说,如果师长阵亡,副师长必然接管整个师的指挥权;如果团长殉职,中校团附却没有资格去接管团长的权力。

国军《陆军军队内务规则》还有这样一条规定:“关于团长代理事宜,如无特别命令,即由团中高级资深之军官兼代。”一般来讲,如果团长殉职,而上级又没有及时任命新的团长,往往由资历最老、军衔最高的营长暂代团长之责,而中校团附仍然协助、配合代理团长的工作。说白了,谢晋元这个“中校团附”就是给团长打杂的,无论如何不能被称为“团座”。

另据《孤军奋斗四日记》:“我见到团长敬礼毕,两目注视团长很久,可是团长一言不发,观其神色,似有欲言而难言的苦衷。我等了二十多分钟,团长还是一言不发。正当我莫明其妙焦急万分的时候,忽然师部请团长接电话,同时谢团附也从师部跑回来了,样子很紧张,我心中更加奇怪了。谢团附走到我的面前,给我一张小纸条,这原来是师长要我营死守闸北的命令。”其实大家心里明白,这是一次“送死”的任务——主力撤退之后,小股部队留守闸北,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所以524团团长韩宪元面对1营营长杨瑞符,一时语塞,难以启齿,最后还是新上任的第524团团附谢晋元杨瑞符传达了死守闸北的命令。

524团为何要向第1营派遣一个中校团附?首先,军令本来要求88师留下一个团(约2000人)的兵力,现在孙元良给打了折扣,只留下一个营(仅400多人),既然是一出“瞒天过海”的戏,做戏做全套,怎么也该派一个团级干部充门面。其次,也是要表达“同仇敌忾、有难同当”之意,否则杨瑞符这一营人马会觉得自己被上级抛弃了,搞不好军心会涣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524团向第1营派了一个“监军”。军队最讲究等级观念,凡事都论资排辈,不派一个“大官”坐镇指挥,只凭杨瑞符一个少校营长,恐怕难以服众。

至于为何是谢晋元?首先因为谢晋元当年在19路军蔡廷锴部当过营长,经历过“一·二八事变”,对日作战经验丰富。其次,谢晋元的资历过硬。1925年,谢晋元毕业于国立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翌年入读黄埔军校第四期,可以说是文武双全。但是,谢晋元的官运并不顺利。524团的团长一直由韩宪元担任,直到1937年12月12日,韩宪元与524团的两个营壮烈殉国于南京雨花台。韩宪元生于1906年,比谢晋元小一岁,但韩宪元1924年就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反倒成了谢晋元的师兄。1935年,韩宪元升任上校团长,而谢晋元只是第88师262旅的中校参谋主任。更具可比性的是,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的张灵甫,曾是北大历史系学生,与谢晋元一样是黄埔四期学员,但1933年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年仅30岁。孙元良谢晋元当挂名团长,对谢来讲,其实也算是一个机遇。当然,谁也想不到,谢晋元会因此名垂青史。抗战老兵黄润生曾言:“团附谢晋元率兵进入四行仓库,成为历史名人,而黄永淮虽在许昌壮烈殉国,却一直默默无闻。人之有幸与不幸,实在太微妙了!

身在租界的张柏亭谢晋元通电话,命令四行守军撤入租界,谢晋元非常惊异,他激动地说:“全体壮士早已立下遗嘱,相誓与四行最后阵地共存亡,但求死得有意义!但求死得其所!请参谋长报告师长,转请委员长成全我们!”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谢晋元最终还是接受了命令,率领部队撤离四行仓库。在坚守四行仓库时,已经出现了“谢团长”之称谓,其实谢晋元是在撤入租界的当天,也就是10月31日,被明令晋升为上校团长(全体官兵均晋升一级军衔),但仍然是个空衔,手下的官兵只剩下355人了。

唠唠叨叨的解释了一番国军的军衔问题,因为这个事情搞不清楚,不但看不懂《八佰》、《八百壮士》等电影,也看不懂张柏亭的八字。

据《张柏亭将军行述》:“张柏亭先生字相豪,于民国前二年二月十三日出生于上海市浦东杨思区东桥。其先父指教公,振兴实业,经营纺织业,着称于沪上。母李氏育子三人,先生为长,幼而颖慧,卓尔不群,深为师长及乡里赞赏。自浦东中学毕业后,升入劳动大学,适国民革命军北伐,乃响应三民主义之号召,献身党国,参与军事工作。嗣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兵学,回国后追随孙元良将军,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参谋。”

“民国前二年二月十三日”,亦即农历一九一○年二月十三日,换算成为公历,就是1910年3月23日。很巧,曾坚守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后来任国民党第30军27师少将师长的(wǔ)德厚,和张柏亭同年同月同日生:

不过,另有资料显示:“仵德厚,字宏仁。1910年4月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二)出生在陕西省三原县城的一户普通人家。”按照这个生日排出八字的前三柱如下:

4月1日这个版本的仵德厚生日,未知出处为何。巧的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原昆明军区政治委员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谭甫仁,“1910年4月1日生于广东仁化”,居然又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张柏亭仵德厚有很多相同之处:

1、都是抗日名将:张柏亭是1937年淞沪“四行仓库”战斗的策划人;1938年,时任第30军30师88旅176团第三营营长、敢死队队长的仵德厚因为坚守台儿庄之战功升任团长。


2、最高职位都是师级:1949年,张柏亭去台湾,1951年1月调任第67军第32师师长,2月该师脱离第67军建制,改为独立第32师,仍任师长;1941年,仵德厚任国民党第30军27师少将副师长,因破坏第30军军长黄樵松的起义计划,1948年升27师师长。


3、都生于商人之家,都接触过纺织业:张柏亭的父亲是实业家,经营纺织业;仵德厚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一个小商人家庭,因军阀混战,1926年父亲生意破产后,仵德厚曾在三原县南关“一家染房兼杂货铺做过学徒”,1949年-1959年服刑期间仵德厚主要的工作是针线活——纳鞋底。


4、张柏亭之母“李氏育子三人,先生为长”;仵德厚也是家中长子(兄弟数目不详)。

不同之处也很多:
1、张柏亭虽然也当过师长,但他多数时候都是参谋长;仵德厚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后,从见习少尉起步,历任少尉排长、中尉连长、上尉营长、团长、副师长、师长,都是军事主官(部队长),从来没有当过参谋。


2、张柏亭的最高军衔是中将(1956年4月,张柏亭任“实践学社”中将副主任);仵德厚被俘时的职位是30军27师少将师长。


3、寿命不同:张柏亭于1985年3月因车祸逝世,终年75岁;2007年6月6日,仵德厚因病在家中辞世,享年97岁。


4、张柏亭高官厚禄,安享晚年;仵德厚因为与27师师长戴炳南共同向阎锡山告发30军军长黄樵松,1949年城破被俘后被判徒刑十年,1959年刑满释放,又到砖厂当工人,1975年,仵德厚返回家乡,65岁的仵德厚放羊、种地为生,后来进村办砖厂做工养家。

至于谭甫仁,于1970年12月17日凌晨在昆明军区大院遇刺身亡,妻子一同遇害,显然因为大运申酉戌三会西方金局,财坏印 。

综合而论,白洋认为,仵德厚和张柏亭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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