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官衔、军衔、职位和学位的区分，一直是个难题，头衔（称谓）涉及到文化背景、历史和社会价值观等因素，很不容易解释清楚。比如上文出现了董事长、CEO两个职位，而且韦尔奇一身兼二任。而乔布斯在因身体原因卸任苹果CEO之后，转任苹果董事长一职，显然“董事长”在苹果更像是一个荣誉职位。

就在本月初，柳传志卸任联想集团董事长一职，将担任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现任CEO杨元庆出任董事长兼CEO。可见联想也把“董事长”当做一种荣誉，类似于“精神领袖”的意思。

在我国，80年代以前，尚未引入“CEO”这个title，当时最牛的头衔是“总经理”，这也是社会上习惯把老板称作“老总”的由来。CEO是在1990年代随着海归回国创办互联网公司而进入中国大陆的，之后，因为中国加入WTO，很多地方都与国际接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家万企CEO开，CEO一职在中国传统大公司也流行开了。大家见面也不喊“总经理”了，改口喊“总裁”。少说一个字，却带有“独裁”的味道，很是悦耳动听。

公司越大越官僚，任何组织内部都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但是，CEO这个职位，绝不是吃干饭的闲职。

CEO这个职位的出现，是因为拥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通俗点说，把企业的经营管理决策大权交给一个最有能力去领导、管理公司的人，这个人就是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即首席执行官，又称行政总裁）。

CEO拥有很大的权力，对股东（董事局）负责。CEO未必是企业的出资人，但对企业的重大决策却有拍板权。区域总经理、财务总监、人力资源总监、首席运营官、部门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人都是CEO的手下，也就是说，经营权、财政权、人事权这“三权”统统归CEO所有。曾任苹果CEO的斯库利，竟然能把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赶走（乔被剥夺了Macintosh主管一职，仍担任董事长，因为失去了董事会的支持，乔愤而辞职），可见CEO的杀伤力。

1997年，乔布斯重返苹果，出任的正是CEO一职。人权、事权和财权尽在掌握的乔布斯，一手推动了iPod、iPad和iPhone等风靡全球的产品的诞生。

斯库利曾经反思，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也许当时乔布斯应该出任CEO”。可以说，对于一个公司来讲，成也CEO，败也CEO。CEO之于企业，好比诸葛亮之于蜀国。

当然，很多企业的CEO名不符实，这和公司的具体情况有关。官衔，是与权力架构中的某一个位置对应的。因为集权与分权的不同，有些公司注定没有产生CEO的土壤，但为了公关及宣传的需要，也可能安排一个CEO的职位。至于这个CEO在公司里有多少分量，大家都懂的。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中，岳飞无论出身、年纪、资历都是最浅的一个，在其频繁升迁的过程中，难免令同僚对其“另眼相看”，以致在岳飞遭到陷害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其鸣不平。中国社会从来都有“敬老”的传统，更有“忌才”的习惯，风头最劲的岳飞遭到打压，某些嫉贤妒能之人的内心就舒畅多了，对皇帝也就更忠心了，君王之道向来如此。

《史记·淮阴侯列传》曰：“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岳飞功劳太大，年纪轻轻就位极人臣，已经无官可封，无爵可赏，但岳飞又太“上进”，不懂享福，一心北伐，假如直捣黄龙，除非裂土封王，否则岳飞只有自立为王一条路了。何况岳飞北伐的根本目的是要迎回徽钦二帝，假如宋徽宗、宋钦宗回家，宋高宗该往哪里摆？明代文士文征明对这点就看的透彻，他在《满江红》一词中直指要害：“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而宋朝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一向激烈，皇帝夹在中间，做墙头草而已。主战派占上风的时候，皇帝随声附和；主和派占了上风，皇帝也猛点头说挺好。在第四次北伐中，与岳飞一起出兵的宋朝将领还有吴玠和韩世忠，但他们的军队交战不利，与金兵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赵构并非蠢人，他很清楚以北宋的国力尚且无法收复中原，在汴梁失守、北宋灭亡之后匆忙组织起来的南宋小朝廷，自保尚且不暇，进攻实在乏力。而且岳飞虽在朱仙镇一役获胜，但孤军深入金国腹地，难免孤立无援，此乃兵家大忌，胜算其实不大。派兵北伐，一来是顺应民众的呼声，二来是以攻代守，以战促和，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上至朝廷，下至普罗大众，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北伐可以消灭金国，但尽人事而已。岳飞死后，很多人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懊悔至今，但实事求是的讲，假如南宋不对“重文轻武”的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再从战略方面作出极大调整，永远都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孤军深入的“岳家军”，其实已经成为南宋的一支不受约束的“另类”力量，金军忌惮之、朝臣嫉妒之、皇帝疑心之，主和派的主力、为南宋贡献了大半税赋的南方地主阶级更把岳飞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北方汉人倒是迫切希望南宋派兵收复失地，可惜他们流离失所，自身难保。除掉岳飞，已经成为当时各派势力共同的心愿，而秦桧无非是替赵构背黑锅，交换条件就是让他做宰相，后果则是“秦桧”二字从此成了一个贬义词，以致秦桧的后人作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至于岳飞的紫微斗数命盘，父母宫化禄入财帛宫，财帛宫再化禄入命宫，财运极好。这个分析可能令人意外，但仔细思考一下，其实非常符合史实，因为宋高宗对岳飞封赏极厚，正是因为得到了赵构的异常宠信，岳飞才平步青云。

按照岳飞这个命造，贪狼在戌地守命，与武曲相对，贪狼是偏财星，武曲是正财星，“贪武同行”，本是商人的组合，而且贪狼会到官禄宫的火星，很纯粹的火贪格局，这个其实是大商人的命盘。命宫贪狼化忌，与天刑同宫，而且会到地空、地劫，表示严于律己，不纵欲。岳飞虽然少年得志，封赏甚多，却一直维持早年的消费水平，衣食住行都是最低标准，在军中和士卒吃一样的伙食，在后勤补给艰难的时候，干脆“与士卒最下者同食”。根据史料，李纲曾经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可见岳飞天生具有极高的领导、组织、管理才能，治军有方，是一个很合格的CEO，以致金人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惜生逢乱世的岳飞只好以武功起家，最后还被诬陷下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欧美学者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CEO的平均身高是1米83，而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76，整整高了半个头。但如果把统计对象的范围扩大，从商界往政界、军界乃至IT、金融业等男性精英最集中的行业拓展，身高与领导力却毫无规律可言——有的很高大，有的偏矮，但中等个子也很多。至于女性领袖的身高，却往往很中庸，太高太矮的都容易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中等个子。可见身高绝非成为领袖的决定性条件。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论”，其实性格只是必要因素，而非必然因素。清朝末年那么多强人逐鹿中原，最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比如张学良评价他父亲张作霖和蒋介石：“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很多人错把能力的缺陷当成是性格的弱点，比如在单位不得志，就说是性格不好，因为不拍马屁，所以混不上去，典型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其实很多所谓性格有缺陷的人，根本上就是能力有所缺陷。

也有一些人认为内向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其实内向或者外向，实在不是成为领袖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毛泽东是典型的外向性格，而斯大林则很内向。

至于智商，其实聪明的人很多，但有些人只适合研究学问，而不善于领导别人，有些高智商的人才干脆连自己都管不过来，比如爱因斯坦。文人和技术人才是出了名的不好管理，因为前者太多独立思考，而后者即使恁有意见也宁可闷着不吭声。

善于揣摩别人的内心世界，读懂对方心思，慈悲为怀，体贴他人，确实也是一种领导力。但仅有这种能力，更适合走宗教路线，而不太善于领导世俗潮流。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但勇气，尤其是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风范。因为所谓领袖，其实就是带头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好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完全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十月围城》刚开头，杨衢云就被清政府的狙击手暗杀，脑浆飞溅到了身边的学生脸上，场面煞是血腥。但假如没有这个勇气和狠劲，不能够身先士卒，怎可能出将入相，享受人上人的待遇？当时对清朝不满的人多了，但只有这些革命党敢和清朝对抗，真是玩命的。

唐德刚问李宗仁对胡适有何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者，必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个性上缺乏一种担当和魄力，谁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与你呢？俗语有云：男人是用来靠的，所以必须可靠。

但单纯硬干、蛮干也不行，比如西楚霸王项羽，最后落得一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下场，绝不是力气不够大，更不是杀人不够狠。项羽起义之时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吓得众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巨鹿大战前夕，砍了上将军宋义之头颅，从此独掌军权。后来的七十余次大战，他每次都身先士卒杀兵斩将夺旗。即使最后在乌江边上，也手刃数百人才慷慨自刎。而且项羽也没少干屠城的坏事，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项羽有两大败因：一个是不识人，更不懂用人。曾经投奔他的人才，最后都离他而去，走到了对立面。另一个是看不清楚形势，天下大一统这个是历史的趋势，而项羽推翻秦朝以后，却搞分封诸侯那套手段来拉拢同盟军，这个根本是开历史的倒车。何况项羽分封的诸侯，比如章邯，是一个被各方痛恨的残暴军阀。老百姓在这些人的手下混，实在是朝不保夕，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但是个人能力再强，也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否则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个好的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比如水浒梁山泊的108好汉，凑不齐全还真做不了什么大事。希特勒假如缺少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这些死党，任他口才再漂亮也发动不了二战。汪精卫、蒋介石二人，一文一武，都为孙中山所用，所以才有中华民国。

《十月围城》里面那些朴素群众，对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事业一无所知，抛头颅洒热血的铺就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路，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把社会各种闲散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推翻清朝所用。同样是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除了因为洪秀全这些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不足，多少与当时老百姓对清朝仍有好感与期待有关。到了孙中山的时代，各阶层对清朝已经失望透顶，因此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偌大一个清朝，竟然就此土崩瓦解。这个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白洋得出一个结论：领袖是天生的，因为领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并非靠学校或者社会就能够培养出来，教育从来滞后于革命。

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领袖天分，有三大指标。一是对人性敏感，懂人心；二是对趋势敏感，懂潮流；第三是勇气和狠劲。而所有这些因素再结合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自然会诞生出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比如战争时代的那些军政界伟人，再如和平时代的比尔·盖茨这些IT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