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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曲破军难显贵?

学紫微斗数的人,喜欢根据命宫的主星自称“某某入命”。比如某人的命宫在寅宫,主星是紫微、天府的组合,于是自我归类为“紫府”人。命宫主星是区分命格层次的第一步,例如《骨髓赋》所云“七杀朝斗爵禄荣昌,紫府同宫终身福厚”。又如《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之《武曲》篇:“问武曲星所主为何?……遇羊陀则孤克,遇破军难显贵。若与破军同位,更临二限之中,定主是非之挠。”只因武曲、破军两个主星相遇,就直批“武曲破军难显贵”,是否太铁口了? 在现实生活之中,《全书》许以高官厚禄之格局,未必富贵。例如所谓“日丽中天”格:“太阳居午,谓之‘日丽中天’,有专权之贵,敌国之富”。很遗憾,白洋搜集了那么多张古今名人的命盘,至今没遇到一个合格的“日丽中天”格。反倒武曲、破军这个组合,手头就有2个曾经威震华夏的人物。 其一是张学良。 其二是鲍超。 王亭之认为,“‘武破相’一系,最具刚烈孤克之性,因为武曲不喜破军,见破军.便使原来刚烈的武曲变成躁决,常易因欠考虑或欠长远计划,因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失败。”在太平盛世里,武曲破军确实“难贵显”,因为官僚士大夫求“稳”,推崇中庸之道。武破人太“鲁莽”了,不是他们赏识的类型。 但是,所谓“乱世出英雄”,一旦遇到动荡的时代,武破人却很可能成为弄潮儿。“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动作,都出自张学良之手。而鲍超乃清末湘军悍将,是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一生经历大小战斗500余次,身先士卒,负伤108处,赐号“壮勇巴图鲁”(“勇将”之意),与湘军勇将多隆阿并称为“多龙超虎”。 张学良和鲍超二人,显然都是“莽夫”。 张学良做事,向来不按逻辑出牌。他的好友郭冠英说,张学良“是典型的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张学良也说自己“鲁莽,好冲动,捅娄子,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还说“我就是东北的‘白帽子’”(东北话,相当于“二百五”)。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鲍超绝对是一个好士兵,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好战”之徒。他出身于贫苦人家,参军本来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鲍超的野心开始膨胀。别人对战争是避之唯恐不及,他则是哪里有仗打,就往哪里冲,就怕无仗可打,立不了军功。鲍超的火爆性子堪比张飞,而且说话很冲,敢于顶撞上级。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鲍超大怒,脱口而出:“圣上昏聩,有负天朝。” 当然,一味做莽汉,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也不是办法。武破这个组合,必须得禄,最喜双禄交流,才是有勇有谋。所以,同为武将,鲍超要比张学良高明。鲍超善于用兵,而且战术灵活多变。但是,鲍超的父母宫不行,太阳在子落陷,会到擎羊、陀罗,在家不得父荫(父亲早逝,5岁时过继给其伯父作养子),参军后也不得上司推心置腹。1867丁卯年,查鲍超的流年盘,父母宫是巨门化忌+天同化权的组合,会太阳大限忌。此年,鲍超被李鸿章阴了一把,有功反被诬告,气得鲍超愤而称病辞职。时也命也运也,岂可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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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命无正曜”

紫微斗数命宫无主星的概率颇高,而《骨髓赋》流传甚广——“命无正曜,夭折孤贫”,有些人就铁口直批人家——命很苦!这是一种很不负责的论命态度。读古文,首先要学会“断句”,显然很多人不懂文言文断句之诀窍。 夭折孤贫,其实分为夭、折、孤、贫四种情况: 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夭的基本意义是夭折、短命,未成年即死为之“夭”。 折的基本意义是折断,引申为死亡之意,但比“夭”的范围要广,比如损兵“折”将。 孤,指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孟子·梁惠王下》:“老而无子曰独,幼儿无父曰孤”。其实,孤儿、寡妇、无妻或丧妻之人,年老无子女的人,都属于“孤”的范畴,比如林森。 至于“贫”字,在现代汉语之中,贫穷不分家。但是,在古汉语中,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指缺乏衣食、钱财;穷,指不得志,尤其是仕途不顺,比如成语“穷途末路”,走投无路,但未必缺钱。 中州派的王亭之先生对“命无主星”的理解,值得学者参考:“命无正曜而借星安宫者。六亲中必有一二缺陷,即性质良好,亦主因事而分散,如夫妻不得不各处一方,父子不得不离散分开之类,若见火铃天马,则人生更形孤立,赋文所云。实指此而已,贫则未必然。” 白洋认为,“命无正曜,夭折孤贫”,其实特指“孤”这一点。理由如下: 一,“命无主星”亦可构成富贵格局,比如“明珠出海”格,亦即《骨髓赋》所云“三合明珠生旺地,稳步蟾宫”,注云:“未宫安命,日卯月亥来朝,为明珠出海,定主财官双美”。又如“日月同临,官居侯伯”,乃命宫在丑宫,无正曜,借未宫的太阴、太阳。侯伯,指侯爵与伯爵,位居公、侯、伯、子、男五种爵位之间。 二,口诀有云:“命无正曜,二姓延生”,此说法绝非空穴来风。本命盘“命无正曜”,出生后的第一个流年,以及第一个大限,必然也是“命无正曜”,确实容易出现遭父母遗弃,或父母离婚,或过继,或寄养,或入赘(比如张作霖)等情况。过继的典型例子,比如袁世凯,因叔父袁保庆年过四十膝下无子,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但是,袁世凯的过继绝非坏事,过门之后,小袁被两家父母加倍疼爱,日子滋润的很,真是比泡在蜜罐里还要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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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昌陀武,限至投河

紫微斗数的《骨髓赋》提到:“铃昌罗武,限至投河”。注文云:“此四星交会辰戌二宫,辛、壬、己生人,二限行至辰戌,最忌水厄。又加恶煞,必死外道”。 铃昌罗武,又称“铃昌陀武”,因为会合的主星不同,“铃昌陀武”预示的灾难类型也大不相同。 壬年生人,武曲本命忌。辰戌二宫,因为是武曲+贪狼的缘故,而武曲为金属,化忌为“金属断裂”;贪狼是肉体,化忌为“割肉”,二者的会合,很容易是“伤筋动骨”的外伤。 辛年生人,文昌本命忌。根据安星法,辰宫的干支一定是壬辰。再走到辰宫大限,武曲又化忌。如果是午时生人,文昌入辰宫;或者子时生人,文昌入戌宫,就形成了本命、大限、流年三代忌星交冲的局面。文昌是文书星,乃合同、契约一类事情,武曲则是正财星,主管商业活动,武曲忌+文昌忌的组合,很容易是破产,或者房产断供一类事情。 己年生人,文曲本命忌。如果遇到壬辰或者壬戌大限(流年),武曲忌冲起文曲忌,最容易发生所谓“水厄”。容易因溺水,或者肺病,甚至被食物呛着等原因而导致无法呼吸,严重者窒息而死。关键在于武曲星的五行属金,而金对应肺部,主管呼吸道。 《骨髓赋》特别强调辰、戌宫垣,其实,只要某宫位的三方四正凑齐铃星、文昌、陀罗(大限、流年的文昌、陀罗也算)、武曲这四颗星曜,再有流年忌星冲起,就形成斗数的一个重要恶格,和“巨火擎羊终身缢死”相提并论。但是,为何“限至投河”,却没有加以说明,以致学者众说纷纭。 而白洋认为,这个紫微斗数的“铃昌陀武”格局,和飞行术语——“死亡螺旋”类似,表示一种无法摆脱的、最终导致毁灭性后果的状态。死亡螺旋,英文是“death spiral”,是因为飞机失速,一边螺旋,一边往下掉,飞行员失去对飞机的控制,无法改出螺旋状态,最终飞机坠毁。后来经济学家也引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描述某种不断加大投入,但注定是一个无底洞的失败商业活动。 总之,“铃昌陀武”和“死亡螺旋”,都是一种死循环,好比在洪水中被卷入了漩涡的物体——没救了,是注定要失败的(doomed to fail)。比如宋末抗元英雄文天祥,屡战屡败,始终无力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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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命无正曜”格

《紫微斗数全书》的《骨髓赋》有一句话:“命无正曜,夭折孤贫”。也就是紫微斗数命盘的命宫没有主星,又称为“命无主星”格。 坊间对这个格局有很多偏见,谈来论去,论命最后沦为性格分析。 其实算命就是算命,硬要把命运的不公归咎于性格的缺陷,纯属弱者心态。“成功学”最喜欢强调什么“性格决定命运”,保险和直销行业习惯用成功学的理论给员工洗脑。但是,按照社会学来讲,一个社会形态,必然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假如说社会是一出大戏,那么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某种角色。在这个架构之中,每个人的身份,就是紫微斗数命盘所反映的内容。 我们反对单宫、单星论命,说什么要“打破十二宫”,乃是因为,一个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对手弱小,总之,人世间的一切关系都是“相对论”。 命宫与兄弟宫、父母宫、仆役宫等宫位的关系,首先显示人与人之间的辈分、血缘关系,又表示一种社会分工。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人类社会内部只按性别、年龄和血缘关系进行划分,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出现了社会大分工,而每个人必然在这社会大分配的洪流中领到一个新的社会身份。因此,刘少奇对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 所以,白洋一直强调,四柱八字决定本命所能承受之妻财子禄,而紫微斗数决定其社会身份。 八字不同之人,可以跨越时空的局限,拥有同样的紫斗命盘,只说明2个人在当时当地的际遇是类似的。这个关系,好比关公和秦琼相差几百年,但都是武将。 白洋手头有2张“贵为皇帝”的紫斗命盘,一个是明成祖朱棣,一个是袁世凯。巧的是,2人的命宫主星都是天机、太阴的组合,只不过朱棣之命造,命宫是机月双星,而袁世凯之命造,却是命无主星。 朱棣和袁世凯,都可以归类为野心家,那些叫嚣什么“命无正曜,人生无方向”的“大师”们,真不知要如何解释? 但是,命无主星,就怕空劫入命,口诀有云:“劫空独守,飘流孤苦以终身”,指的就是命宫无主星,却有地空(地劫)入命,三方四正又会到煞星、忌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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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包车大亨”顾竹轩

在亚视1995年推出的《精武门》电视剧中,乡下青年陈真(甄子丹饰演)在家破人亡之后,到上海讨生活,当上了一名人力车夫。当时,上海各色人等出门都少不了人力车(因为公共人力车须漆成黄色,又被称为“黄包车”),人数众多的人力车夫自然成为了一股不可小视的群众力量。 本文的主角,上海青帮大亨,号称“江北大亨”的顾竹轩,正是旧上海黄包车业的领袖人物。 顾竹轩生于光绪十二年农历三月十四日(1886年4月17日)寅时,因在家中排行第四,家乡人习惯称他为“顾四”。顾竹轩名如茂,字竹轩,原籍江苏省阜宁县,因家贫,举家流落至盐城县为佃农。1902年初,顾竹轩一家到上海谋生。顾竹轩“力气大,食量过人,十四、五岁时就能背起犁辫拉田”,有一副好身板,不愁找不到工作。当时,上海公共租界正在招聘华籍巡捕,条件是身高力壮,文化程度不限。这个职位简直是为顾竹轩量身定做,他去报考,不久即获录取。但这个铁饭碗还没捧热,他很快就因为私自放走一名同乡逃犯而被开除。从私放逃犯这个事情,可以看出顾竹轩的为人处世原则:很讲义气,但徇私枉法。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做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掌握公权,最忌讳以权谋私。他最后走上黑道,而且势力仅次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青帮巨头,与其处世哲学是分不开的。 顾竹轩后来在德国人开的飞星车行拉黄包车,随后他又专门给德国老板拉车,也算是老板的亲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老板回国,顾竹轩乘机以低廉的价格接手该公司,从此走上发迹之路。顾竹轩和“海上闻人”虞洽卿的关系极好,还有国民党高官顾祝同(1931年任江苏省主席,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给他撑腰,虽然地盘不如黄、杜、张,后台却有过之而无不及。顾竹轩虽然曾向黄金荣递过门生帖子,名义上算是黄的门徒,其实黄金荣与顾竹轩一直存在利益冲突,明争暗斗不断。 顾竹轩的同乡观念强烈,重义气,轻财疏义,在旅居上海的苏北籍人士中很有地位,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其势力范围,以上海闸北为大本营,在公共租界内亦有影响力,门徒达上万之众。因为顾竹轩以人力车起家,又做过公共租界的巡捕,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顾和社会底层人民有着“鱼水交融”的交往,谁也离不开谁。顾的门徒中“尽管有低级的文职官吏、小军官、一般警察,各种商贩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人力车行的行主及众多的人力车夫”,是“旧上海最大的人力车霸主”,甚至有人把他称为上海的“丐帮帮主”。 按顾竹轩的八字:           劫          官          日元      官          乾造  丙          壬          丁          壬 (日空寅、卯)           戌          辰          未          寅            杀      印      枭      劫      比      伤      食      才    大运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岁数 7       17      27      37      47      57      67      77    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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