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9月22日
一个甲子之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至今大家仍在讨论中国该不该出兵朝鲜的问题。其实,即使时光可以倒流,一切都回到1950年的那个秋天,支持出兵的中国人只会更多。原因在于,美军只要超越“三八线”,就突破了中国人心理上的“安全距离”。 即使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一个现象: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唯恐对方不够体贴,生怕双方的身体靠得不够近;而当一个陌生人向你靠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压力在逐步增加,等到双方的距离不足一臂距离之时,你会有头皮发麻的感觉,甚至会出手制止对方的进一步举动;同理,如果你主动靠近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时,对方也会主动后退,为双方预留一个安全距离。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活动范围,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一个“领地”,假如这个心理上的“领土”被侵犯,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 每个人需要的安全距离是不一样的,身材高大之人,需要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而身材娇小之人,活动空间相对小点也可以接受,总之这个空间和人的体积有关。人如是,民族也如是,国家亦如是,只不过国家的安全距离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战略纵深”。小国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弹丸之国,打一炮或许都“出境游”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战略纵深是必须的,这样在布置对敌防御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地带,否则双方精神高度紧张,很容易就擦枪走火。短兵相接的对峙局面会给军人乃至平民带来多么强烈的精神刺激,或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最有发言权。历史上,南唐后主李煜一直对北宋卑躬屈膝,只求苟延残喘,但赵匡胤仍然发动了吞并南唐的战争,理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朝鲜人民军被分割包抄,北朝鲜亡国在即。但这个时候,中方还没有下出兵的决心,因为中方的心理底线是“三八线”。但到了10月3日,南朝鲜军队和美国军队都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北推进。这个事件,促使毛泽东最终下了决心,得知消息的当天即和周恩来商议对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美国的底线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线肯定要推到鸭绿江边。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中国的心理底线。因为对岸炮声隆隆,中方毫无安全感可言。 前几天是“918”纪念日,很多人至今对蒋介石、张学良在1931年没有积极抵抗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而耿耿于怀,何解?因为身为国家统帅,保家卫国、为国民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间,是其本分和义务,责无旁贷!蒋和张因为当年的失职,至今仍然背负骂名。朝鲜战争,假如中国置之度外,虽然美方号称不会攻占中国本土,但如果北朝鲜全线溃退,必然南朝鲜进驻鸭绿江边,伴随韩军入驻的,就是美军。以后中方和美方隔江相望,只剩一条鸭绿江作为战术缓冲,还谈何安全感? 很多人因为反对毛泽东,对于当年出兵的决策也极力反对,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北朝鲜被消灭,美军兵锋直指鸭绿江,东三省的形势将会非常紧张,因为鸭绿江北岸是苏联,中国、美国、苏联三巨头聚首金三角,擦枪走火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明万历年间,日本出兵欲吞并朝鲜,明朝毅然出兵援朝,援朝抗日战争长达7年,劳民伤财在所不惜,也无非是为了保住朝鲜这个战略屏障。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国力日渐强盛,野心膨胀,策划对华进攻,其第一步,就是控制朝鲜半岛。早在隋朝和唐朝,为了保证北方的安全,历代皇帝也多次发动对高丽国之战,隋炀帝更因为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而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现在中国和日本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局势已经形成骑虎难下之势,正是二战后蒋介石两拒“琉球”,才遗留下今日之祸根。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身居大位者,怎能苟且偷安? 抗美援朝战争确实是因为毛泽东大包大揽、拍板定夺,否则无以成行。但造成后来的局面,却不是出兵的错。其实中国建政以后,无论抗美援朝,还是抗美援越,乃至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援助行为,最后都变成了一厢情愿地喂养“白眼狼”的冤大头糊涂账,原因在于中国被“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条外交原则束缚了手脚,在输出金钱和物资的同时,并没有同时输出中国的力量和价值观,以致养虎为患,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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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8月23日
王守仁,浙江余姚人,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阴历九月三十日亥时,因曾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的家世相当显赫,“书圣”王羲之乃其远祖,父亲王华高中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不过小时候的王守仁非但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相反,直到他五岁那年,经过高僧的指点后,才会开口说话。不过,王阳明自从“开窍”之后,成就一日千里,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之乱,集思想家、哲学家、书法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等诸多头衔于一身,精通儒、佛、道,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明史》曰:“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有人说,中国历史上称得上“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半”人,“两个人”是诸葛亮和王阳明,曾国藩则算“半”个人。 《神峰通考》中收录有王阳明的八字:壬辰、辛亥、癸亥、癸亥。地支一片汪洋,天干金水相生,癸水日元旺极。八字身旺的孩子,反映在性格上,多数会有“多动症”,王阳明就是一个典型。王不是一个只会寻章摘句的书呆子,史载其少年“豪迈不羁”,小时喜欢玩军事游戏,长大后周游各地,经常骑马射箭。癸水乃阴水,宜泄而不宜堵,相对甲木而言,癸水更喜乙木,乙木又是癸水的食神,因此王阳明好比海绵吸水一样博览群书,甚至“读”出病来。癸水太强,独喜丙火,王阳明的八字偏偏缺少丙火。据记载,王阳明体质羸弱,从小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病,长年服用砒霜,以毒攻毒,从政后病情反复,甚至向皇帝请病假达两年之久。 王阳明之学说,世称“阳明学”,深刻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儒生,在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都有重要影响。日本近代著名军事家,号称日海军“军神”的东乡平八郎最崇拜王阳明,特意在印章上面篆刻“一生俯首拜阳明”。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成了王阳明的忠实信徒,后来将台湾的草山更名为“阳明山”,台湾有很多校名、地名、路名都以“阳明”二字冠名。但是王阳明在大陆的影响力远不如周边各地,墙内开花墙外香,实在是一大憾事。而且王阳明在世之时,尽管为明朝立下不世奇功,皇帝对他始终不冷不热,朝廷权贵更视他为眼中钉。王阳明病逝于1529年,年仅58岁,可谓天妒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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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8月17日
白洋对医卜星相有些研究,尽管很少和亲戚朋友谈及命理之事,但八运以来,玄学风靡一时,难免还是会有亲友向我咨询相关事宜,前几天就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找我,要我帮他们未满月的女儿起名。 其实我并不做替人改名、起名这个生意,原因在于起名字比算命要麻烦得多、复杂得多,但是家长却不明白其中的玄机,往往提出很多让人左右为难的意见,而出生于白羊座的白洋比较怕麻烦,所以即使有起名的生意也宁可不去做。至于起名之玄机,听我讲完台湾“福将”黎玉玺的故事,大家自然明白。 话说1949年的那个春天,蒋介石被迫宣告“下野”,仓惶撤往台湾,搭乘“太康”号驱逐舰在长江口指挥作战,而当时“太康”舰舰长名叫黎玉玺。蒋介石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大陆战场一败再败,走投无路之际,每天面对茫茫大海,时常自言自语,而伴随左右的黎玉玺总在适当时候回答一句:“玉玺在!” 玉玺其实就是一个印章,但是皇帝用的印才能叫“玺”,臣民所用的印章只能称为“印”,这个规矩是从秦始皇肇始。秦破赵,得和氏璧,天下一统,嬴政称始皇帝,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玉工将和氏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玉玺作为“皇权神授、正统合法”之信物,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现其“气数已尽”。 正在风雨飘摇之中的蒋家王朝,实在太需要一点“吉兆”来为自己鼓劲打气。蒋介石向来信命,而且执政作风“独裁”,独裁者,最怕大权旁落,而“玉玺”,正代表至高无上的皇权。因此,老蒋认为黎玉玺此人十分吉利,从此刻意提拔。黎玉玺官运亨通,没过几个月就升任舰队司令,十年之后升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1965年再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官拜中华民国一级上将。 听了这个故事,谁还能说名字不重要?古人曾说:“赐子千金,不如教子一艺;教子一艺,不如赐子一名。”《论语·子路》有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诚哉斯言! 但是,给人起名,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除了需要掌握命理技术分析工具,还需要一些机缘巧合。好比“黎玉玺”这个名字,在清朝灭亡之前是绝对不敢用的,因为一介平民用玉玺为名号,那岂不是公然造反?但是,黎玉玺刚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禁忌已经不复存在。同理,文革期间出生的孩子,名字往往又红又专,而“封建”或者“崇洋媚外”的名字,也是断然不敢起用的。所以,起名首先要符合时势潮流。 其次,起名必须结合命主的八字,这是很多专业给人起名的人都不懂,或者做不到的要求,因为很多人并不懂分析八字的喜用忌神。同样一个名字,张三用了一帆风顺,李四用了却有反作用,道理正在于此。 最后一点,就是“缘分”。“黎玉玺”这个名字,虽然没有僭越之忌讳,但名字太“牛”了,也可谓一招险棋。假如黎玉玺没有在1949年的那个春天担任太康舰舰长,又或者蒋介石并非“伤官配印”的八字,黎玉玺之后的荣华富贵,一切免谈!因为八字的“伤官配印”格局,“伤官”和“印”的关系好比“砣不离秤”,缺一不可,印即是印鉴,老蒋对“玉玺”耿耿于怀,如果换了别人,对黎玉玺这个名字就未必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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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12日
在韦千里先生的《千里命稿》中收录有杜月笙的八字,韦、杜都是民国闻人,且都安身立命于上海滩,因此,由韦千里来批算杜月笙的八字,可谓不二人选。原文照录如下: 此为杜月笙先生命造。有以乙庚化金论者。窃以时上见午火。格局仅成其半。且远不符其声价。乙生申月。干透戊庚壬。财官印既同藏于申宫。又并藏于干头。斯乃贵徵。侠义豪爽。固是不凡。前运日新月盛。五十一之丑运。更进一步。造福社会。奚啻万家生佛。亦原于财。故有利人而利己也。再后丙运虽克庚金。幸有壬水制之。不足为虑。寅运以冲申为岂可许子不惮烦劳。趋吉避凶。建策终莫妙于退隐。今年岁运皆乙。妒合庚金。能者多劳。其奈无功何。 韦千里之批断独具一格,认为杜月笙八字之贵气在于申月,申宫所藏之戊土、庚金和壬水全部透干且有根。 如果按照传统的批命方法,乙木生于申月,庚金透干,身弱无疑。日元虚弱,则喜印比。弱木独喜癸水之滋润,所以从1913年的癸亥大运开始真正发迹。1923年开始的甲子大运,乙木乃藤萝,甲木是大树,乙木见甲木,好比小弟找到了大哥,《滴天髓》所谓:“藤萝系甲,可春可秋”,杜月笙这株小草终于找到了靠山。1925年,杜月笙在租界与军阀的庇护下,成立“三鑫公司”,垄断法租界的鸦片提运,势力日渐庞大,与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杜月笙还广结名流,章太炎、杨度都成为了他的座上客。最重要的是,他通过镇压上海工人运动而攀附上了蒋介石。 按紫微斗数分析,命身同宫,主星七杀在寅地,会到贪狼化禄,七杀仰斗格局。贪狼最喜化禄,寅宫的七杀尤其喜见贪狼化禄,因为七杀太孤傲(杜月笙之傲气,其凌厉眼神可以证明),而贪狼为交际星,化禄则善于笼络人,七杀也因此变得随和。福德宫武曲会贪狼化禄的组合,表示杜月笙喜欢大宴宾客,以高朋满座为荣。福德宫又是杜月笙紫微斗数命盘之中最好的一个宫位,虽然武贪的组合很现实,但为人并不坏,而且讲义气,也有骨气,热心公益慈善事业,还为抗日战争做过很大的贡献。在上海三大亨中,素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原因就在于这个贪狼化了禄。 古人云:“(七杀)二宫逢之,定历艰辛”。也就是说,七杀在命宫或者身宫出现,人生之中必然会有一段艰苦日子。但午时生人,命身同宫,艰苦岁月只在命宫大限,也就是人生的第一个大限,杜月笙因此少走了很多冤枉路。不过,《骨髓赋》有云:“七杀守身终寿夭”,杜月笙于1951年病逝于香港,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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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8月11日
《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谈及“廉贞”一星的星性,原文抄录如下: 问:廉贞星所主若何? 答:廉贞属火,北斗第五星也,在斗司品职,在数司权令。不临庙旺之宫,更犯官符,故曰化囚为杀。触之不可解其祸,逢之不可解其祥。主人心性狠狂,不习礼义。遇帝座则执掌威权,遇禄存主大富,遇文昌好礼乐,遇七杀则显武职。在官禄有威权(注:另一版本作“在官禄为官星”,并多一句:与囚、忌同,主劳碌),在身命为次桃花,若居旺宫则赌博迷花而致讼,与巨门交会于陷地,则是非起于官司。与财星、耗合,祖产必破,遇刑忌则脓血不免。遇白虎则刑杖难逃。会武曲于受制之乡,恐木压蛇伤。同水曜于陷空之地,主投河自缢之忧。破军与日月以济行,目疾而不免。限逢至此,灾不可攘。只宜官禄、身命之位,遇吉则福应,逢凶则不慈,若处他宫,祸福宜详。 文中频频出现一个“遇”字,可见廉贞一曜的性质欠缺独立性,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可善可恶,可贵可贱,吉凶莫测。 在小说《封神榜》之中,殷纣王身边有一位“能干”的“奸臣”——费仲。说他能干,是因为此人的行政能力出类拔萃,遇事很有办法,而且尽职尽责,为纣王摆平过很多麻烦。纣王本来也是一个狠角色,据《史记·殷本纪》所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他挑选费仲出任宰相,必然是因为惺惺惜惺惺,同类项合并。但是费仲又不能算是一个忠臣,因为他为了博取高官厚禄可谓不择手段,正是他献计妲己,废了姜皇后,以致纣王从此沉迷于狐狸精,最终国破身亡。商朝灭亡后,费仲被姜太公下令处死,恰好当时天界的神灵不足,太白金星于是将费仲的灵魂召唤上天,永驻廉贞星,封为邪恶之神,其地位好比基督教之中的魔鬼撒旦(Satan)。 很巧,号称“蒋介石的配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其紫微斗数命盘正是廉贞星入命,而且此人的生平事迹和费仲可谓一丘之貉:蒋介石要反共,他就想方设法的屠杀共产党人;蒋介石要和谈,他就把要在重庆“杀毛立功”的特务缴枪拘禁。戴笠绝对是一位能臣,他无师自通,一手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军统局,为抗日战争的敌后谍报工作作出杰出贡献。但他又以刽子手闻名,即使比较熟悉他的国民党高层政要,一方面欣赏其聪明能干,另一方面又对其“笑里藏奸”敬而远之。 戴笠就如专职勾魂摄魄的黑白无常,一位外国记者曾经这样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一览无余之下”。个别几个与戴笠有过共事经历的西方人则认为,“从一方面看,二战中没有一个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去看,又没人比他更白”。 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后,章士钊为其写了一幅挽联:“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当时社会各界都认为这个挽联绝妙,分寸拿捏的恰到好处。 不过,人都死了,还“功罪盖棺犹未定”,可见廉贞此星真是善恶难分,吉凶莫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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