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白洋 | Published:
2011年05月13日
公元1644甲申年（天干甲木，地支申金，金克木，天克地冲的年份），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市景山），二人相对自缢身亡。两天后，人们才找到已经僵硬了的崇祯帝。后来，李自成派人将崇祯与周皇后草草下葬。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是，对于崇祯帝的功过是非，后人的看法始终两极分化。同情朱由检的人认为，崇祯“本属明君，可惜生不逢时”。朱由检对自己的评价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推翻朱家皇朝的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黯（崇祯皇帝也不是太昏庸）”。但是，崇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勤俭治国，殚精竭虑，操劳了大半生，最后却落得一个国破家亡的结局。这样的“功绩”，假如也能被授予“明君”的称号，恐怕朱由检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羞愧吧？ 同样是明朝的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hòu）（1537－1572年），因为不爱折腾，有人却说他“毫无作为，一生享荫庇福而已”，还有人认为，“明穆宗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甚至有人说朱载垕“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懒于政事，贪享美色，被女色掏空了身子”，以致36岁就挂了。其实，整个隆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与朱载垕知人善任有绝对关系，非要用女色问题苛求一个皇帝，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政绩，不能以“勤快”或者“懒惰”来评定。因为皇帝手握至高无上的皇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诸大权于一身，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是全国一切事务的最高主宰和最终裁决人。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利，必须担负同等庞大的义务和责任，皇帝要为用人不当负全责。皇帝不昏庸，奸臣和庸官如何上位？ 北京内城被攻陷之时，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一个人也没召来，被崇祯寄以厚望的成国公朱纯臣却打开朝阳门开门迎降。有一个词叫“遇人不淑”，还有一个词叫“所托非人”，虽然这两个词语主要用来形容男女之事，但借过来形容崇祯和他亲手提拔的文武官员之关系，大概也算得当。 崇祯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个特点：轻于用人（而且是一见如故即委以重任，比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但是不久就翻脸不认人，最后又轻于杀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杨嗣昌畏罪自杀，洪承畴投降清军，否则也是一死）。”《明史》说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任察则苛刻寡恩”，所言极是。 崇祯在位17年，内阁犹如走马灯一样换人，先后有五十位内阁大学士粉墨登场，最后都黯然而去，多数不得善终，所谓“崇祯五十相”。道家祖师老子在《道德经》留下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鲜，即鱼也；小鲜，就是小鱼。煎鱼不能随便翻鱼身，否则鱼肉就碎了；更难的是把握火候，因为鱼太小，很容易就烧过火。同理，治理一个大国，不能频繁折腾，也不能随便撤换官吏，否则必然扰民。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官员上任之后，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推行自己的政策，任用自己信任的下属，中央打个喷嚏，地方都要抖一抖。实施改革，好比翻鱼身，必须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才可能获得成功。 而崇祯帝是如何烹制中国这条大鱼的呢？他除了不断杀大臣，杀一批，再升一批，不久又都换掉，从没提出一个好的施政纲领。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厨师，他不知道要把中国这条鱼烧成什么样子，他拼命翻鱼身，拼命加调料，还不停添加柴火，必然把中国烧成一片焦土！ 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暗示了所谓“明君”是最靠不住的，但还是有那么多人非要给崇祯帝封一个“明君”的头衔。他们幼稚的以为，勤政就是好皇帝。在他们看来，不爱瞎折腾，不扰民，就是“懒”皇帝，可见某些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真是大有问题。成龙说，有些“中国人是要管的”，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喜欢做奴才，喜欢被人“管一管”的。 皇帝宝座是一个烫手山芋，需要极高明的能力、健康的体格以及良好的个性，崇祯显然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却被历史推上了皇位。其实明朝必亡，清朝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由于崇祯的瞎折腾，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否则明朝也不会定格于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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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27日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氏。根据洪氏族谱：“十六世仁坤，镜扬三子，为天王，生于十二月初十日，终于甲子年四月廿七日。”可见洪秀全出生于（清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也就是公元1814年1月1日。洪仁坤后来改名洪秀全，因为按照拆字术，“秀全”就是“禾（粤语，禾与“我”同音）乃人王”，可见其志不小。 洪秀全之父洪镜扬是邻近诸村的“保正”，也就是一个村干部，家里“薄有田产”，可见洪秀全小时候并没有受过什么挫折。而洪秀全从小心高气傲，自许甚高，村中父老也看好洪秀全，认为他能够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可是，洪秀全三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受此打击，洪秀全大受刺激，重病一场。科举失利，是导致洪秀全走上造反之路的第一个诱因。 病好之后，洪秀全做过一阵子私塾老师，教教小孩读书认字。另有说法认为，洪秀全“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总之都是些灰色行业，不交税的买卖，好比如今活跃于海关的水货手机贩子。 一般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创始人和奠基者是冯云山。但是，传说冯云山会看相，他认为自己的面相不行，福泽有限，而洪秀全“多异相”、“有王者风”，于是积极煽动洪秀全做牵头人，并主动“让贤”于洪秀全。 按洪秀全的八字，癸水日元生于子月，建禄格。年柱癸酉，比肩透干，因此上面还有哥哥。酉金为偏印，虽然印旺为忌，但终究出身不差。身旺宜克宜泄，时辰未知，但前三柱无财无官，只能以甲木伤官泄秀。伤官任性，难怪洪秀全的科举之路不顺利。清朝只用乖孩子，他却写些“逆龙鳞”的文章，能不被阅卷的人“一笔out销”吗？伤官叛逆，也就难怪洪秀全最后走上和朝廷作对的道路。 有趣的是，洪秀全耀武扬威的20年，正好是他走印运的廿年。他的八字本来日元旺极，却在1842-1961年之间连续走了二十年的金运，金生水，日元旺到爆。洪秀全最初在广州附近传教，但应者寥寥。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去了广西一带传教，从此信徒暴增，好比玩微博客，粉丝数每天成百上千的高速增长。1862年2月，洪秀全的申金大运刚好走完。这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终结，清政府和洋人勾结，联合围剿太平天国。从此，太平军进入倒计时。 洪秀全从40岁进南京城，直至51岁毙命，从未离开过京城。他既不御驾亲征，也不过问朝政。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正值壮年，深居简出，还能干嘛去了？答案就是——洪秀全在美女丛中打滚了11年。按洪的八字，卯见子为桃花，而且是伤官桃花。伤官喜新厌旧，大运印生身，只能以食伤发泄，这倒也符合洪秀全的“事迹”。据统计，有2300多名妇女在天王府陪侍洪天王，必然是“洞房夜夜换新人”了。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于天京（清方记载称服毒自杀）。城破后，湘军将他的遗体从天王府花园中挖出，并焚尸扬灰。1864年是甲子年，正好与洪秀全的月柱伏吟。而洪的八字，本来就有子卯刑、卯酉冲之凶象，也就难怪他死后还要受这般羞辱。 。 出生公历：1814年1月1日 出生农历：癸酉年十二月初十日 比 伤 日元 乾造 癸 甲 癸 酉 子 卯 大运： 比 劫 枭 印 杀 官 财 才 大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岁数 9 19 29 39 49 59 69 79 年份 1822 1832 1842 18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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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4日
今年是2011辛卯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很巧，辛亥、辛卯，年干都是“辛”。学过紫微斗数的朋友，自然会明白这个“巧合”大有深意。因为辛干文昌化忌，文昌为文书星，化忌则容易出现毁约的事情。如今讨论辛亥革命的起因，不能不提四川保路运动，而1911年升为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又拒不归还四川的股金，招致四川各阶层人民的反对，间接导致清朝被推翻。有人认为，一张债券诱发辛亥革命，可谓言简意赅。 盛宣怀于1844年11月4日（道光二十四年九月廿四日）寅时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其紫微斗数命盘如下： 此命盘的财帛宫很有研究价值，乃本造之第一个突破口。 盛宣怀亦官亦商，敛财无数，富可敌国，因此世人对盛的评价不高。但是，他也热心教育和慈善事业，这点和其财帛宫的星情非常对应。因为太阳主“散”，入财帛宫，则表示“散财”。太阳也主“名”，化忌则是“恶名”，所谓“才（财）多见忌，名高招谤”。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盛宣怀自从政的第二年开始接触福利事业，随着他在官场的一路升迁，几乎参与了晚清所有天灾人祸的赈灾救灾工作。可惜，盛宣怀基本上是以一个贪官的形象而载入史册，“一心要江山图治垂青史，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 盛宣怀是清末重臣，还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清史稿》却给他下了一个极端负面的结论：“资政院以宣怀侵权违法，罔上欺君，涂附政策，酿成祸乱，实为误国首恶，请罪之，诏夺职，遂归。”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盛宣怀成为众矢之的，他被清政府革职，“永不叙用”，之后逃亡日本。 盛宣怀命无主星，身宫主星巨门，铃星同宫，是本造的第二个突破口。 白洋之前提过，“巨门人并不是那么爱出风头，甚至有点‘隐士’的作风”，巨门为主星之中的“暗曜”，铃星也主“暗”（火明铃暗），“闷声大发财”这句俗语，正好用在精于敛财的盛宣怀身上。 盛宣怀和胡雪岩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如今盛宣怀在民间的知名度远不如胡雪岩，原因在于胡雪岩被搬上了小说，又拍了同名的电视剧。其实盛宣怀才是不折不扣的“红顶商人”，而胡雪岩不但顶戴花翎不如盛宣怀显赫，还被盛制造的挤兑风潮逼得吐血而死，是盛的手下败将。 胡雪岩与盛宣怀是一时瑜亮的商场高手，但因为两人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靠山是李鸿章），而左宗棠和李鸿章一直明争暗斗，胡雪岩与盛宣怀最后只能拼个你死我活。胡、盛二人斗法之过程可谓精彩，但终究只是一出悲剧。从盛、胡之争，也可以领略到一个人生道理：笑到最后的人，才是真正的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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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2月7日
2011辛卯年，紫微斗数轮到文昌星化忌。在斗数中，文昌星主“科甲”。在古代，官府选拔人才的考试（类似如今的公务员考试）分甲、乙等“科”，叫做科举或者科甲，可见文昌星天生和“考卷”有关。进一步联想下去，则与“文学、文字、文书、规章、制度”有关。论取象，文昌星可以对应文房四宝等文具，或者各类印刷品，或者文章、图画等作品。所谓“空口无凭”，“白纸黑字”才有法律效力，文昌星和文曲星虽然都和“科甲”有关，但文曲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文昌星是“签字画押”。文昌化忌之后，容易出现“书面”的问题，牵涉的范围甚广，比如票据、单证、合同、契约，乃至当今通用的电子票据，统统跑不掉。 纸上谈兵终觉抽象，白洋引用邵友濂的命例，相信能把文昌化忌之特性解释明白。 邵友濂为清朝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曾任台湾巡抚。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军败北，清廷乞和，邵友濂与张荫桓为钦差大臣，出使日本。日本方面诡计多端，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认为“媾和之机尚未成熟”，蓄意刁难中方，以推迟议和，摄取更大利益，打算待中国代表到达日本后，第一步先检查中国代表的全权委任状，如有瑕，便借机拒绝开议。 1895年2月1日（紫微斗数不论节气，按流年分析，已经进入乙未年正月），中日议和代表在广岛举行第一次会晤。日方依计行事，硬说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邵友濂与张荫桓不具有缔约的全权，拒绝开议。实际上，张、邵二人不但随身携有授权证书，并以书面形式正式声明“中国代表‘授有议定条款、签名盖印的全权’”。但日本代表故意破坏谈判，不于理会。清政府拍给张、邵的电报也被日方扣留，又借口广岛是军事重地，不准敌国人员滞留为由，将中国代表逐往长崎。 2月7日（乙未年、戊寅月），清政府照会日本，表示愿意按照日本的意图修改全权证书，乞求准张、邵继续留日谈判。日本政府仍然加以拒绝，要求清政府必须另派“携带正当全权委任状之有名爵资格之全权委员”来日求和，并于2月12日将中国代表由长崎逐回中国，和谈决裂。 李鸿章作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无奈出马，赴日签订《马关条约》，因此背上“卖国”之骂名，此乃题外话。 按邵友濂的1895流年命盘分析，迁移宫天相、火星、地空、破碎的组合表示“半途而废”，已经预示了此次出使将“无功而返”的结果。正月的命盘，命宫主星天机流月化忌，大限又化忌，对宫的文昌星本命化忌。天机主移动，巨门主口舌，文昌主文书，尽管巨门本命化禄，只表示“据理力争”而已，终究改变不了因“文书失利”而被“驱逐回国”的耻辱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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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28日
或许因为最近乃中元节之后，重阳节之前的缘故吧，睡前总要看几篇《聊斋志异》的故事才能入眠。夜深人静之际，蒲松龄笔下的鬼怪故事读起来是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其实鬼神未必可怕，但是贯穿《聊斋》始终的一种因果报应思想，实在不是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 志怪小说并不是清代的新事物，早在魏晋南北朝就有干宝的《搜神记》流传于世，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也搜罗了很多妖怪故事。但清朝以前，所有这些志怪小说，仅仅记事而已，不会刻意和因果报应扯上关系。可是，清朝最重要的几部小说之中，蒲松龄的《聊斋异志》、曹雪芹的《红楼梦》、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却无不以因果报应为小说的主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干脆就是“谈狐说鬼”之书。 志怪小说以清朝为界限集体转向因果说，该与清朝政府尊奉佛教有关。在清之前，各个朝代的皇帝，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悉随尊便，宗教信仰首先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但满清贵族最终定鼎中原，多少是运气使然，有很大的侥幸成分，其实是“冷手执了个热煎堆”。为了顺利接管华夏政权，满人祭出一个“杀”字诀，估计清兵入关后，华夏人口减少了5000万人以上，真是血雨腥风。满族本来信仰萨满教，但以武力夺得华夏大地后，认为“马上”得天下，终究不能“马上”治之，于是大力推行佛教，尤其着力宏扬佛教教义之中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一面，说白了就是劝诫老百姓要“认命”，乖乖做奴才。 但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确实具有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功能，因此在普罗大众之中颇有共鸣。而且因果说能够解释玄学上的一些疑点、难点问题，打通了某些关节要点，因此信命之人很难不信因果报应论。比如八字相同的两个人，父母的际遇和彼此的关系总会存在差别，唯有因果说能够解释此间的缘故。 净空法师谈前世，认为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父母与他一定有“缘”。缘主要分为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如果一点“缘”也没有，即使对面遇到也不会认识。 如果是来报恩的，就是乖小孩，不用教，生来就懂得孝顺父母。 如果是来报怨的，将来就是怨家对头，一定搞得家破人亡。 如果是来讨债的，也就是父母前世欠他的，今世要还债。欠得少，没长大就夭折了；欠得多，出来社会就没了。 如果是来还债的，看他欠父母多少。如果欠得多，对父母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是缺少恭敬心；如果欠得少，纵然他自己非常富有，对父母也很刻薄，顶多让你混个温饱就算了。 很巧，《聊斋志异》之中就有几个典型的“讨债”孽缘。比如《四十千》和《拆楼人》。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家称素封。忽梦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问之不答，径入内去。既醒，妻产男。知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儿衣食病药皆取给焉。过三四岁，视室中钱仅存七百。适乳姥抱儿至，调笑于侧，仆呼之曰：“四十千将尽，汝宜行矣！”言已，儿忽颜色蹙变，项折目张；再抚之，气已绝矣。乃以余资置葬具而瘗之。此可为负欠者戒也。 昔有老而无子者问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乌得子？”盖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拆楼人》 “何冏卿，平阴人。初令秦中，一卖油者有薄罪，其言戆，何怒，杖杀之。后仕至铨司，家资富饶。建一楼，上梁日，亲宾称觞为贺。忽见卖油者入，阴自骇疑。俄报妾生子，愀然曰：‘楼工未成，拆楼人已至矣！’人谓其戏，而不知其实有所见也。后子既长，最顽，荡其家。佣为人役，每得钱数文，辄买香油食之。异史氏曰：‘常见富贵家数第连亘，死后，再过已墟。此必有拆楼人降生其家也。身居人上，乌可不早自惕哉！’” 《聊》虽然也涉及对官府的批判，但披着“宿命论”的外衣，借“异史氏”之口“曲笔”进谏，倒也安然过关，并没有卷入文字狱，实乃蒲公的高明之处。多数人只是把《聊斋志异》当做戏说而已，但年齿渐长，阅历更丰，回头去读《聊》，岂可心无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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