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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真是被雷劈死的么?

清朝嘉庆帝的死因,一直扑朔迷离,野史传说他是遭雷击而死。今年,香港某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太后与我》(Décadence Mandchoue),书中的故事极为耸人听闻,而且提到嘉庆,也说他是死于雷击。 其实埃蒙德-巴恪思此人之人品,以及他的作品之真实性,都是疑点重重。但,一面之词,死无对证,真真假假,无从考证。本文姑且以嘉庆的死因为引子,谈谈“挨雷劈”的命造,仅此而已。 按照命书记载的嘉庆帝之八字:庚辰、丁亥、丁丑、辛丑,排出其紫微斗数命盘如下: 嘉庆生于1760年,死于1820年,也就是武曲、七杀大限的庚辰流年。武杀大限,三方四正会齐了火铃羊陀四大煞星。 《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之《武曲》篇提到:“恶杀耗囚会于震宫,必见木压雷震”。恶,指煞星(火星、铃星、擎羊、陀罗、地空、地劫)或忌星,杀即七杀,耗乃破军,囚为廉贞,震宫对应卯宫。也就是说,武曲、七杀入卯宫,会到未宫的紫微、破军以及亥宫的廉贞、贪狼,这样一个组合,为“武曲破贞于卯地,木压雷惊”,也就是挨雷劈。 嘉庆这个皇帝当的挺窝囊,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他的人生经历。 首先,这命盘的仆役宫大有问题,武曲+七杀+火星的组合,口诀云:“(武曲)七杀火星同宫,因财被劫”,这个组合入仆役宫,则表示被下属(或者友人)“劫”。仆役宫会齐四煞,是此命盘最差的一个宫位。 1803癸亥流年,一个名叫“陈德”,曾在内务府当过五年厨子,后被辞退之人,竟然在紫禁城门口公然行刺嘉庆,只是失手被擒。陈德自称“因生活没有着落,活不下去,想自杀”,但又认为“自寻短见,无人知道”很没劲,因此挑中了嘉庆帝作为“以卵击石”的对象。 嘉庆十八年(1813癸酉年),发生天理教民攻入皇宫事件。嘉庆帝哀叹:此乃“汉、唐、宋、明之所未有”,“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一个事实:他的臣民对他这个皇帝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甚至可以说是赤裸裸的“藐视”。 仆役宫差到这地步,能不遭下属背叛和出卖? 天相大限,大限财福线是武曲(本命化权,大限化禄)+七杀+天府+火星的组合,貌似财运很旺。而事实上,此大限的财运确实很好。嘉庆亲政仅五天,即逮捕“富可敌国”的权臣和珅,赐其自尽,其家产全部充公。 和珅的身家是天文数字,具体数字已无法考据,但嘉庆确实大捞一笔,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事发生在1799己未年,流年财帛宫是武曲(本命化权、大限化禄、流年化禄)+七杀+天府+火星的组合,这里的火星不作凶论,反表示“发横财”。 总之,嘉庆之八字该是正确的,那么,他挨雷劈一事,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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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彩杖”的杨度

这个标题起的勉强,因为杨度这个人太难归类,恰好他的紫微斗数命盘是典型的“风流彩杖”格局,相对于世人对他的种种评价,比如墙头草、投机主义者、人格分裂者、吕布、冯道、蒋干、宪政专家、书痴、帝师等等,“风流彩杖”显然是最为客观的一个定语。 杨度,湖南湘潭人,生于1875年1月10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日)亥时,八字为“甲戌、丁丑、壬申、辛亥”。清末八字算命盛行,此命造又来自经民国命学名家徐乐吾、韦千里先后审校定稿的《造化元钥》一书,该是真实版本。 食          才          日元        印          甲          丁          壬           辛 (日空戌、亥) 戌          丑          申           亥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9       19      29      39      49      59      69      79    1883  1893  1903  1913  1923  1933  1943  1953  书中对杨度八字的评语是:“杨度命:用戌宫戊土止水,甲丁并透,无丙,虚而不实”。用上了“虚而不实”一词,可见民国时期大伙对杨度的主流看法是负面的。 壬水生于寒冬腊月,水冷金寒爱丙丁,但是丁壬合,羁绊用神。丁火本为灯烛之火,无力解冻,因此原文说“无丙,虚而不实”。丁火为用神,又是文学之星,因此杨度本质上就是一个书生。 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立独行的政治家,先后投身于截然对立的政治派别,又是著名书法家,他的书法效法颜真卿,颇见功力。不过,杨度最成功的作品是挽联。袁世凯死,他写下挽袁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他在临终前自题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善作挽联及祭文之人,内心都是悲苦的。借他人之杯酒,浇胸中之块垒,如此而已。杨度的大运走的很不好:八字喜火土,但是30岁之后,庚、辛、壬、癸,连续40年的金水大运。喜火土之命,本该往华南发展,但是政治中心在北京,那不是南辕北辙么?命中注定了杨度就是一个失意文人。 再排出杨度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在寅地,主星贪狼,陀罗同度,会天刑,纯粹的“风流彩杖”格局。很多人望文生义,非要把“风流彩杖”与贪淫好色联系起来。其实,风流在这里只作“才华横溢”解,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彩”作“锦绣文章”解。廉贪的组合与政治有缘,天刑星之“刑”字作律法、刑具解。因此,贪狼+廉贞+陀罗+天刑的组合,表示“吃官司”,而且是“政治犯”。 杨度文采风流,本来有机会中进士,但是科举之途止步于举人。原因在于,他在金水大运的第一年,也就是1903癸卯年(癸=水),莫名其妙受到牵连,被疑为革命党,不但进士考试被除名,还受到通缉。杨度后来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做鼓吹手,等到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再次成为通缉犯,而且名列第一。 其实杨度不是“墙头草、投机主义者”,也不拥护什么民主、宪法,他骨子里是一个极端的“保皇派”,推崇中央集权制。杨度对谋划复辟清朝的“辫帅”张勋推崇备至,称其为“肝胆侠义之士”,足以证明他们是“穿一条裤子”的“亲密战友”。 但是杨度看准了清朝之必然垮台,一心想要辅助一个新皇帝登基。他曾公开说:“可惜得很,蒋介石就是不肯做皇帝,以蒋介石的武功,虽汉高明太何以过之,因为他不做皇帝,所以终于没有成大功的希望!”杨度或许是想做20世纪版的李斯吧?但是他注定遇不到嬴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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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创始人气质

企业文化,是基于西方管理学的一门显学。美国哈佛大学和麦肯锡咨询公司于1981年出版《企业文化——企业生存的习俗和礼仪》一书,标志着“企业文化”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书中指出:“杰出而成功的企业都有强有力的企业文化,即为全体员工共同遵守,但往往是自然约定俗成的而非书面的行为规范;并有各种各样用来宣传、强化这些价值观念的仪式和习俗。正是企业文化这一非技术、非经济的因素,导致了这些决策的产生、企业中的人事任免,小至员工们的行为举止、衣着爱好、生活习惯。在两个其他条件都相差无几的企业中,由于其文化的强弱,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后果就完全不同。” 这个定义有点啰嗦,百度百科的“企业文化”词条简化成为一句话:“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这个定义还是不够简洁。依白洋看来,企业文化等于创始人气质。基本上,大如王朝,小如公司,总有一种特定的磁场。这种磁场,吸引着某些人的进入,也导致了某些人的离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这种磁场,与创始人息息相关。 “文化”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非常抽象,白洋举月饼模子(又称为“月饼印”)为例,或许有助于读者之理解。月饼印之图片欠奉,需要观赏实物的朋友,可以上淘宝网浏览。 中秋节渐行渐近,各个月饼厂商正在争相推销自己的产品。中国人对月饼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月饼的制作过程,知道的人不算很多。其实,月饼是用一个模子压制出来的。制作月饼时,将事先捏好的加了馅料的面饼胚子(就像一个肉包子)放入木制(当然也可以是塑料等材质)的模子中,用力按压,使得面饼与模子的凹凸之处充分接触,然后翻转模子,对着桌面磕一下,将月饼敲出,带有图案的月饼就成型了。 白洋并不认可老外对于企业文化之定义,把企业文化当做一种图腾崇拜,或许因为外国人普遍有宗教信仰,就如 @演员孙海英 的名句:“信主以后才知道”云云。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组织能够形成并且遵循某种企业文化,并非老天之赐予,而是创始人(严格的讲,是整个创业团队)不断“强化”之结果。 强化,就好比那个月饼印,用力按压,再猛敲一下,月饼就成型了。同理,企业文化,也需要不断的敲打,否则无以成型。 毛泽东在1927年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十月围城》中,孙中山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型并且生存下来,必然有其内在的共同追求,而为了达到其目标,攘外必须安内,要优化其内部架构,理顺其内部关系。 人是一种有七情六欲的智能生物,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资历、能力、贡献又各有差别,如何摆平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权就捏在老大手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领导人对某种行为的敲打与贬斥,或者纵容与鼓励,都会起到“月饼印”之功能,最终导致整个团队气质之形成。 因此,纵观历史,很多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比如元朝皇帝之暴虐成性,源于铁木真把“侵略敌人的土地,掠夺敌人的财富,占有敌人的妻女”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又如明朝皇帝以冷血寡情著称,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角色。老朱为了杀绝功臣,连持有丹书铁券免死金牌的77岁高龄的李善长也不放过。满人无功德于汉人,却占据了大明之江山,显然理亏。清朝入主中原后,始终对汉族高度戒备。清朝皇帝以勤政著称,并非他们不想享福,实在是满族子弟的人才不够用,又不敢过度使用汉人,唯有事必躬亲。 历史太遥远了,再举一个当今的例子。有人说乔布斯是“魔鬼型的完美主义者”,但是他领导的苹果公司,以762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充分证明“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之格言。 有的人,或许是sometimes naive吧,被单位开除之后仍不觉醒,不明白为何自己与团队不兼容,真该好好琢磨一下月饼模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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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微斗数:庙旺与否很重要

《紫微斗数全书》卷三的“论人命入格”提到: “如命入格,庙旺聚吉科权禄守,上上之命。 不入庙加吉化科权禄,上次之命。 不入庙不加吉,为平常命。 入庙不加吉,平等。 若居陷地又加杀化忌,为下格之命,不以入格而论也。 又入格不化吉而化凶,只以本命吉凶多寡而断之。” 可见,区分紫微斗数命盘层次之高低,星曜是否庙旺,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星曜本无所谓吉凶,但因为所处的宫垣不同,星的亮度不同,发挥出来的力量亦不同。 星曜的亮度,一般分为五等: 1、庙。就是星曜处于亮度最强的状态。历来,只有那些地位高尚之神明,才能被迎入寺庙,接受信徒的膜拜和奉祀。因此,无论吉星、凶星,只要位于庙地,吉星有锦上添花的效果,凶星之凶性不显,甚至能制煞为用。犹如一个官员得到皇帝的重用,有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威风。 2、旺。虽然达不到“被迎入寺庙”的层次,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如同朝廷之中担任要职之大臣,虽然不是当朝红人,但手握实权。 3、平。也就是“60分万岁”,吉星不能显其吉,有心无力;凶星有蠢蠢欲动之心,但暂时没发作。就像那种即将退休的干部,别人已经不怎么拍他的马屁了,但也不至于受到冷遇。 4、闲。好比官员丢官去职,赋闲在家。人走茶凉、门庭冷落,就是这时的最佳写照。 5、陷。这是最不妙的处境,类似那种被“双规”的领导干部。无论他在位之时是多么的威风,都成了过眼云烟;其一举一动,都非常被动。 有些星曜对于庙旺与否的反应特别敏感,《斗数准绳》有云:“贪狼为善宿入庙不凶,巨门为恶曜得垣尤美”。但是,巨门在寅地和申地都是入庙,因为同宫的太阳亮度不同,命局层次就大不同了。因为巨门为暗曜,必须得庙旺之太阳来化解其阴暗面。而寅地的太阳是旺地,申地的太阳是闲地,显然申地的阳巨不如寅地的阳巨。这时候,甚至不用参考辅助矅,单凭命身宫的主星,也可以区别命格之高低。 比如徐乐吾、韦千里、李敖三人的紫斗命盘,都属于阳巨在申地的格局;而顾竹轩、张廷玉二人的紫斗命盘,都属于阳巨在寅地的格局。仅仅因为命(身)宫太阳亮度之不同,五人的社会地位竟有巨大之落差。韦千里、徐乐吾都是算命先生,李敖和监狱颇有缘分。而顾竹轩是旧上海黄包车业的领袖人物,被称为上海的“丐帮帮主”,门徒达上万之众;张廷玉是历经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元老重臣,死后以汉臣之身份配享太庙(果真入庙了!)。 太阳、巨门之星系组合,与“异乡、异族”有关,比如与异族通婚,和外国人通商,或者得到异族人之推崇、重用等等。巧的是,李敖在台湾(使用正体字)甚为寥落,在大陆(通用简体字)却成了座上宾;张廷玉身为汉族大臣,死后其神位入驻太庙,接受满族皇帝的祭祀。各位读者不妨举一反三,自然可以明了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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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岂是“明君”?

公元1644甲申年(天干甲木,地支申金,金克木,天克地冲的年份),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也称万寿山,今北京市景山),二人相对自缢身亡。两天后,人们才找到已经僵硬了的崇祯帝。后来,李自成派人将崇祯与周皇后草草下葬。 俗话说,盖棺定论。但是,对于崇祯帝的功过是非,后人的看法始终两极分化。同情朱由检的人认为,崇祯“本属明君,可惜生不逢时”。朱由检对自己的评价是“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推翻朱家皇朝的李自成也认为“君非甚黯(崇祯皇帝也不是太昏庸)”。但是,崇祯“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勤俭治国,殚精竭虑,操劳了大半生,最后却落得一个国破家亡的结局。这样的“功绩”,假如也能被授予“明君”的称号,恐怕朱由检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羞愧吧? 同样是明朝的皇帝,明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hòu)(1537-1572年),因为不爱折腾,有人却说他“毫无作为,一生享荫庇福而已”,还有人认为,“明穆宗是明朝比较幸运的皇帝,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爆发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得以稳坐皇位六年”,甚至有人说朱载垕“庸碌无能,对朝政毫无所知,每次上朝都要由大学士代答,懒于政事,贪享美色,被女色掏空了身子”,以致36岁就挂了。其实,整个隆庆朝,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与朱载垕知人善任有绝对关系,非要用女色问题苛求一个皇帝,实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皇帝作为一国之君,其政绩,不能以“勤快”或者“懒惰”来评定。因为皇帝手握至高无上的皇权,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诸大权于一身,人事权和财政大权都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是全国一切事务的最高主宰和最终裁决人。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利,必须担负同等庞大的义务和责任,皇帝要为用人不当负全责。皇帝不昏庸,奸臣和庸官如何上位? 北京内城被攻陷之时,崇祯帝亲自在前殿鸣钟召集百官,可是一个人也没召来,被崇祯寄以厚望的成国公朱纯臣却打开朝阳门开门迎降。有一个词叫“遇人不淑”,还有一个词叫“所托非人”,虽然这两个词语主要用来形容男女之事,但借过来形容崇祯和他亲手提拔的文武官员之关系,大概也算得当。 崇祯在用人问题上有一个特点:轻于用人(而且是一见如故即委以重任,比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但是不久就翻脸不认人,最后又轻于杀人(袁崇焕被凌迟处死,杨嗣昌畏罪自杀,洪承畴投降清军,否则也是一死)。”《明史》说崇祯帝:“性多疑而任察……任察则苛刻寡恩”,所言极是。 崇祯在位17年,内阁犹如走马灯一样换人,先后有五十位内阁大学士粉墨登场,最后都黯然而去,多数不得善终,所谓“崇祯五十相”。道家祖师老子在《道德经》留下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鲜,即鱼也;小鲜,就是小鱼。煎鱼不能随便翻鱼身,否则鱼肉就碎了;更难的是把握火候,因为鱼太小,很容易就烧过火。同理,治理一个大国,不能频繁折腾,也不能随便撤换官吏,否则必然扰民。因为,一朝天子一朝臣,每个官员上任之后,都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推行自己的政策,任用自己信任的下属,中央打个喷嚏,地方都要抖一抖。实施改革,好比翻鱼身,必须天时地利人和都配合,才可能获得成功。 而崇祯帝是如何烹制中国这条大鱼的呢?他除了不断杀大臣,杀一批,再升一批,不久又都换掉,从没提出一个好的施政纲领。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厨师,他不知道要把中国这条鱼烧成什么样子,他拼命翻鱼身,拼命加调料,还不停添加柴火,必然把中国烧成一片焦土! 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暗示了所谓“明君”是最靠不住的,但还是有那么多人非要给崇祯帝封一个“明君”的头衔。他们幼稚的以为,勤政就是好皇帝。在他们看来,不爱瞎折腾,不扰民,就是“懒”皇帝,可见某些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真是大有问题。成龙说,有些“中国人是要管的”,因为有些人骨子里还是封建社会那一套,喜欢做奴才,喜欢被人“管一管”的。 皇帝宝座是一个烫手山芋,需要极高明的能力、健康的体格以及良好的个性,崇祯显然不能胜任这个职位,却被历史推上了皇位。其实明朝必亡,清朝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由于崇祯的瞎折腾,加剧了人民的痛苦,加速了明亡清兴的进程,否则明朝也不会定格于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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