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之中，《全书》许以高官厚禄之格局，未必富贵。例如所谓“日丽中天”格：“太阳居午，谓之‘日丽中天’，有专权之贵，敌国之富”。很遗憾，白洋搜集了那么多张古今名人的命盘，至今没遇到一个合格的“日丽中天”格。反倒武曲、破军这个组合，手头就有2个曾经威震华夏的人物。

其一是张学良。

其二是鲍超。

王亭之认为，“‘武破相’一系，最具刚烈孤克之性，因为武曲不喜破军，见破军．便使原来刚烈的武曲变成躁决，常易因欠考虑或欠长远计划，因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失败。”在太平盛世里，武曲破军确实“难贵显”，因为官僚士大夫求“稳”，推崇中庸之道。武破人太“鲁莽”了，不是他们赏识的类型。

但是，所谓“乱世出英雄”，一旦遇到动荡的时代，武破人却很可能成为弄潮儿。“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动作，都出自张学良之手。而鲍超乃清末湘军悍将，是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一生经历大小战斗500余次，身先士卒，负伤108处，赐号“壮勇巴图鲁”（“勇将”之意），与湘军勇将多隆阿并称为“多龙超虎”。

张学良和鲍超二人，显然都是“莽夫”。

张学良做事，向来不按逻辑出牌。他的好友郭冠英说，张学良“是典型的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张学良也说自己“鲁莽，好冲动，捅娄子，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还说“我就是东北的‘白帽子’”（东北话，相当于“二百五”）。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鲍超绝对是一个好士兵，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好战”之徒。他出身于贫苦人家，参军本来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鲍超的野心开始膨胀。别人对战争是避之唯恐不及，他则是哪里有仗打，就往哪里冲，就怕无仗可打，立不了军功。鲍超的火爆性子堪比张飞，而且说话很冲，敢于顶撞上级。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鲍超大怒，脱口而出：“圣上昏聩，有负天朝。”

当然，一味做莽汉，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也不是办法。武破这个组合，必须得禄，最喜双禄交流，才是有勇有谋。所以，同为武将，鲍超要比张学良高明。鲍超善于用兵，而且战术灵活多变。但是，鲍超的父母宫不行，太阳在子落陷，会到擎羊、陀罗，在家不得父荫（父亲早逝，5岁时过继给其伯父作养子），参军后也不得上司推心置腹。1867丁卯年，查鲍超的流年盘，父母宫是巨门化忌+天同化权的组合，会太阳大限忌。此年，鲍超被李鸿章阴了一把，有功反被诬告，气得鲍超愤而称病辞职。时也命也运也，岂可勉强？

在大运、流年凑齐官杀混杂的格局，往往比本命的官杀混更为严重，例如袁世凯的次子袁寒云的八字：

杀          比          日元       比         
庚          甲          甲           甲 (日空午、未)
寅          申          申           戌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4        14       24       34       44   
1893   1903   1913   1923   1933  

甲木生于申月，庚金七杀透干，为七杀格。甲木通根于寅，且有三比肩帮身，可谓身杀两强。但是丁火不透干，七杀无制，又无印化杀。七杀无制，故袁寒云为人豪放不羁、风流旷达，为“民国四公子（张学良、溥侗、袁寒云、张伯驹）”之一，有人将他比作“近代曹子建”。丙戌、丁亥大运尚可。戊子大运，天干财生杀，地支半合水局，水多木漂。1931辛未流年，天干官杀混，未又为木库，袁寒云染上了猩红热病，在贫病交加之际英年早逝，年仅四十二岁。

又如杜月笙的八字，乙木生申月，干透庚金，为正官格。第一个大运是辛酉运，刚好构成官杀混的格局。杜月笙的早年岁月颇为艰苦，他曾这样回忆童年：“当时一个月学费只有五角钱，可惜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读到第五个月，先母缴不出学费，只好停学。”杜月笙走上黑道，与大运有直接的关系。

《滴天髓》论官杀混杂：“官杀混杂来问我，有可有不可。原注：杀即官也，同流共派者可混也；官非杀也，各立门墙者，不可混也。杀重矣，官从之，非混也；官轻矣，杀助之，非混也。”按照任铁樵的看法：“官杀混杂者，富贵甚多。总之杀官当令者，必要坐下印绶，则其杀官之气流通，生化有情：或气贯生时，亦足以扶身敌杀。若不气贯生时，又不坐下印绶，不贫亦贱。如杀官不当令者，不作此论也。”

官杀混杂而大富贵者，比如乾隆帝和虞洽卿，一个是太平天子，一个富可敌国。

任铁樵更认为，“与其制杀太过，不若官杀混杂之美也。何也？盖制杀太过，杀既伤残，再行制煞之运，九死一生。官杀混杂，只要日主坐旺，印绶不伤，运程安顿，未有不富贵者也。如日主休囚，财星坏印，即使独杀纯清，一官不混，往往忧多乐少，屈志难伸。学者宜审焉。”

我们对任铁樵的这段话却要辩证地看，“只要”日主坐旺，印绶不伤，运程安顿，“未有不富贵者也”，——那“富贵”也来的太容易了吧，哪里有那么便宜的好事呢？

不过，与其制杀太过，确实不如保留官杀混杂的局面，比如《子平真诠评注》收录的一个郡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的八字：“如‘丙辰、丁酉、庚午、戊寅’，丙煞生于寅，丁官禄于午，并透通根，真混杂也，乏印化官煞为用。一郡守造也。”

细心的读者，或许已经留意到乾隆帝、虞洽卿以及郡守的八字，都是庚金日元。没错，庚金好比铁矿石，不经熔炉之冶炼，难以成大器，所以《滴天髓》说：“庚金带煞，刚健为最。得水而清，得火而锐。”这个“火”，特指丁火，而非丙火。任氏曰：“得火而锐者，丁火也，丁火阴柔，不与庚金为敌，良冶销熔，遂成剑戟，洪炉煅炼，时露锋砧。”

但是，多数官杀混杂的八字，还是要去杀留官或者去官留杀。比如陈光甫的八字，乙木生于子月，庚金、辛金并透，用丁火制庚金，保留七杀。

四柱如不见食伤，则不能走食神制杀或者伤官合杀的路线，唯有用印绶化七杀（众杀猖狂，一仁可化），比如《千里命稿》的一个命造，

杀          杀          日元       官         
己          己          癸           戊 (日空戌、亥)
酉          巳          酉           午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3       13      23      33      43      53      63      73   
1911  1921  1931  1941  1951  1961  1971  1981

“上系馀姚县民生工厂朱联泉厂长之造。祖业甚丰。赋性笃厚。殊为地土绅所推戴。厂内经费毫无。概由朱君捐助。夫癸酉日元。生於立夏之后。值火土当权。财官用事。月令官星透天干。理取官星为用。财印为辅不料两位七杀。年月盘距。大有官煞混杂之嫌。书曰官煞混杂。制煞为福。今四柱不见食伤。制煞无物。妙有印绶化煞。则官乃纯。立身玫界。名誉降崇。运途以寅运及乙丑运。俱顺境。甲运稍差。子运亦利。癸运分官欠吉。”

最麻烦的情况，是在官杀混杂之外，还另成格局，比如《千里命稿》收录的舞女陈佩珍之命，官杀混杂，丁壬又妒合：

官          官          日元       杀         
壬          壬          丁           癸 (日空午、未)
寅          子          亥           卯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丙午  乙巳  甲辰 
9       19      29      39      49      59      69      79   
1910  1920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此乃舞女陈佩珍之命。正式遣逮嫁。傅已五次，刻闻徵逐舞场。氨无所归。仍度其搂抱生涯。夫一丁被众水围，明暗夫星。荟萃重叠。满盘争妒之象。是宜蛾眉螓首。蛇物蝎心。招展一般狂蜂浪蝶。如蝼蚁之附膻也。现行酉运。生水有源。汪洋泛滥。恐仍意马心猿。得陇望蜀。生张熟魏。送往迎来而已。三十八岁换入戊运。堤岸功成。方有乐观。或不致浮沈花镜。得能从一而终。犹足为门楣嫔妇。否则。四十三岁后。申运助起水浪。是又不堪收拾矣。按官杀并见之女命。得良善结果甚多。盖其去留清楚。或制化得宜而已。若此命之五行少土。官杀不得其制。两壬妒合一丁。癸水又来相争。兼以亥中子中。互藏壬癸纷乱无以复加。不致夫星之二三其德星。盖几希焉。”

女命犯官杀混杂，首先影响其感情婚姻生活；男命犯官杀混杂，很容易惹上官非，不可不慎。

即使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一个现象：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唯恐对方不够体贴，生怕双方的身体靠得不够近；而当一个陌生人向你靠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压力在逐步增加，等到双方的距离不足一臂距离之时，你会有头皮发麻的感觉，甚至会出手制止对方的进一步举动；同理，如果你主动靠近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时，对方也会主动后退，为双方预留一个安全距离。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活动范围，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一个“领地”，假如这个心理上的“领土”被侵犯，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

每个人需要的安全距离是不一样的，身材高大之人，需要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而身材娇小之人，活动空间相对小点也可以接受，总之这个空间和人的体积有关。人如是，民族也如是，国家亦如是，只不过国家的安全距离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战略纵深”。小国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弹丸之国，打一炮或许都“出境游”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战略纵深是必须的，这样在布置对敌防御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地带，否则双方精神高度紧张，很容易就擦枪走火。短兵相接的对峙局面会给军人乃至平民带来多么强烈的精神刺激，或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最有发言权。历史上，南唐后主李煜一直对北宋卑躬屈膝，只求苟延残喘，但赵匡胤仍然发动了吞并南唐的战争，理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朝鲜人民军被分割包抄，北朝鲜亡国在即。但这个时候，中方还没有下出兵的决心，因为中方的心理底线是“三八线”。但到了10月3日，南朝鲜军队和美国军队都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北推进。这个事件，促使毛泽东最终下了决心，得知消息的当天即和周恩来商议对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美国的底线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线肯定要推到鸭绿江边。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中国的心理底线。因为对岸炮声隆隆，中方毫无安全感可言。

前几天是“918”纪念日，很多人至今对蒋介石、张学良在1931年没有积极抵抗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而耿耿于怀，何解？因为身为国家统帅，保家卫国、为国民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间，是其本分和义务，责无旁贷！蒋和张因为当年的失职，至今仍然背负骂名。朝鲜战争，假如中国置之度外，虽然美方号称不会攻占中国本土，但如果北朝鲜全线溃退，必然南朝鲜进驻鸭绿江边，伴随韩军入驻的，就是美军。以后中方和美方隔江相望，只剩一条鸭绿江作为战术缓冲，还谈何安全感？

很多人因为反对毛泽东，对于当年出兵的决策也极力反对，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北朝鲜被消灭，美军兵锋直指鸭绿江，东三省的形势将会非常紧张，因为鸭绿江北岸是苏联，中国、美国、苏联三巨头聚首金三角，擦枪走火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明万历年间，日本出兵欲吞并朝鲜，明朝毅然出兵援朝，援朝抗日战争长达7年，劳民伤财在所不惜，也无非是为了保住朝鲜这个战略屏障。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国力日渐强盛，野心膨胀，策划对华进攻，其第一步，就是控制朝鲜半岛。早在隋朝和唐朝，为了保证北方的安全，历代皇帝也多次发动对高丽国之战，隋炀帝更因为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而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现在中国和日本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局势已经形成骑虎难下之势，正是二战后蒋介石两拒“琉球”，才遗留下今日之祸根。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身居大位者，怎能苟且偷安？

抗美援朝战争确实是因为毛泽东大包大揽、拍板定夺，否则无以成行。但造成后来的局面，却不是出兵的错。其实中国建政以后，无论抗美援朝，还是抗美援越，乃至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援助行为，最后都变成了一厢情愿地喂养“白眼狼”的冤大头糊涂账，原因在于中国被“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条外交原则束缚了手脚，在输出金钱和物资的同时，并没有同时输出中国的力量和价值观，以致养虎为患，自食苦果！

欧美学者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CEO的平均身高是1米83，而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76，整整高了半个头。但如果把统计对象的范围扩大，从商界往政界、军界乃至IT、金融业等男性精英最集中的行业拓展，身高与领导力却毫无规律可言——有的很高大，有的偏矮，但中等个子也很多。至于女性领袖的身高，却往往很中庸，太高太矮的都容易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中等个子。可见身高绝非成为领袖的决定性条件。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论”，其实性格只是必要因素，而非必然因素。清朝末年那么多强人逐鹿中原，最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比如张学良评价他父亲张作霖和蒋介石：“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很多人错把能力的缺陷当成是性格的弱点，比如在单位不得志，就说是性格不好，因为不拍马屁，所以混不上去，典型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其实很多所谓性格有缺陷的人，根本上就是能力有所缺陷。

也有一些人认为内向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其实内向或者外向，实在不是成为领袖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毛泽东是典型的外向性格，而斯大林则很内向。

至于智商，其实聪明的人很多，但有些人只适合研究学问，而不善于领导别人，有些高智商的人才干脆连自己都管不过来，比如爱因斯坦。文人和技术人才是出了名的不好管理，因为前者太多独立思考，而后者即使恁有意见也宁可闷着不吭声。

善于揣摩别人的内心世界，读懂对方心思，慈悲为怀，体贴他人，确实也是一种领导力。但仅有这种能力，更适合走宗教路线，而不太善于领导世俗潮流。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但勇气，尤其是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风范。因为所谓领袖，其实就是带头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好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完全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十月围城》刚开头，杨衢云就被清政府的狙击手暗杀，脑浆飞溅到了身边的学生脸上，场面煞是血腥。但假如没有这个勇气和狠劲，不能够身先士卒，怎可能出将入相，享受人上人的待遇？当时对清朝不满的人多了，但只有这些革命党敢和清朝对抗，真是玩命的。

唐德刚问李宗仁对胡适有何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者，必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个性上缺乏一种担当和魄力，谁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与你呢？俗语有云：男人是用来靠的，所以必须可靠。

但单纯硬干、蛮干也不行，比如西楚霸王项羽，最后落得一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下场，绝不是力气不够大，更不是杀人不够狠。项羽起义之时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吓得众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巨鹿大战前夕，砍了上将军宋义之头颅，从此独掌军权。后来的七十余次大战，他每次都身先士卒杀兵斩将夺旗。即使最后在乌江边上，也手刃数百人才慷慨自刎。而且项羽也没少干屠城的坏事，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项羽有两大败因：一个是不识人，更不懂用人。曾经投奔他的人才，最后都离他而去，走到了对立面。另一个是看不清楚形势，天下大一统这个是历史的趋势，而项羽推翻秦朝以后，却搞分封诸侯那套手段来拉拢同盟军，这个根本是开历史的倒车。何况项羽分封的诸侯，比如章邯，是一个被各方痛恨的残暴军阀。老百姓在这些人的手下混，实在是朝不保夕，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但是个人能力再强，也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否则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个好的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比如水浒梁山泊的108好汉，凑不齐全还真做不了什么大事。希特勒假如缺少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这些死党，任他口才再漂亮也发动不了二战。汪精卫、蒋介石二人，一文一武，都为孙中山所用，所以才有中华民国。

《十月围城》里面那些朴素群众，对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事业一无所知，抛头颅洒热血的铺就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路，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把社会各种闲散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推翻清朝所用。同样是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除了因为洪秀全这些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不足，多少与当时老百姓对清朝仍有好感与期待有关。到了孙中山的时代，各阶层对清朝已经失望透顶，因此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偌大一个清朝，竟然就此土崩瓦解。这个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白洋得出一个结论：领袖是天生的，因为领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并非靠学校或者社会就能够培养出来，教育从来滞后于革命。

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领袖天分，有三大指标。一是对人性敏感，懂人心；二是对趋势敏感，懂潮流；第三是勇气和狠劲。而所有这些因素再结合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自然会诞生出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比如战争时代的那些军政界伟人，再如和平时代的比尔·盖茨这些IT英雄。

梅兰芳不但面容秀丽，身材清朗，谈吐有礼，尤其是那双手，轻舞飞扬之间，隐约有着美女的纤纤兰花指的神韵，教人如何不动心？他于1919年赴日本演出，期间引起轰动，有评论称：“有此双手，其余女人的手尽可剁去”，可见梅兰芳之妖娆动人。这个招牌动作，与其紫微斗数命盘中身宫贪狼、陀罗同宫有关，因为贪狼为肉体，而陀罗入庙，反表示扭捏姿态。

陈凯歌在《霸王别姬》之后执导《梅兰芳》，可谓驾轻就熟，因为张国荣之于程蝶衣，与黎明之于梅兰芳，是艺术上的一脉相承。唯一可叹的是，张国荣逝去多年，否则由Leslie来扮演梅兰芳，绝对不负众望。

鲁迅对梅兰芳表演的评价是：男人看到的是“扮女人”，女人看到的是“男人扮”。事实上，观众很清楚的知道，台上摇曳生姿的梅兰芳，乃是一位男子，这与过分入戏最后迷恋师兄段小楼的程蝶衣大不相同。梅兰芳顶多算是易装癖好，而程蝶衣则是性别混淆。

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的福德宫廉贞化禄，三奇嘉会，表示喜欢享受风月情趣，廉贞、破军是电子产品的组合，所以业余喜欢摄影。巧的是，天姚亦在此宫，而天姚代表动物之中的鸽子。梅兰芳饲养鸽子作为宠物，除了为了锻炼眼神，达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效果之外，其实也有天姚星的影响。

但福德宫既是桃花组合，梅兰芳本人又天赋美姿容，所以风流韵事也是出类拔萃，梅（兰芳）孟（小冬）恋情曾经轰动剧界，也被标榜为民国史上最为经典的爱恋故事之一。

丰子恺认为，按照西方的审美标准，梅兰芳的身材和容貌堪与维纳斯媲美，再加上他的婀娜手势和动听嗓音，简直是上帝亲手制造的一件“精妙无比的杰作”。可惜天妒英才，疾厄宫羊陀夹太阳化忌的梅兰芳，最终因为心脏病发作亡故，终年67岁。因为太阳在人体器官中对应心脏，羊陀夹则表示心血管形成血栓，堵塞血液流通，所以梅兰芳是因急性心脏管状动脉梗塞住进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