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s: 张作霖

有关领袖是培养而成或者纯属天生的问题，古今中外已经有很多人对此课题进行过研究。 欧美学者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CEO的平均身高是1米83，而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76，整整高了半个头。但如果把统计对象的范围扩大，从商界往政界、军界乃至IT、金融业等男性精英最集中的行业拓展，身高与领导力却毫无规律可言——有的很高大，有的偏矮，但中等个子也很多。至于女性领袖的身高，却往往很中庸，太高太矮的都容易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中等个子。可见身高绝非成为领袖的决定性条件。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论”，其实性格只是必要因素，而非必然因素。清朝末年那么多强人逐鹿中原，最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比如张学良评价他父亲张作霖和蒋介石：“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很多人错把能力的缺陷当成是性格的弱点，比如在单位不得志，就说是性格不好，因为不拍马屁，所以混不上去，典型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其实很多所谓性格有缺陷的人，根本上就是能力有所缺陷。 也有一些人认为内向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其实内向或者外向，实在不是成为领袖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毛泽东是典型的外向性格，而斯大林则很内向。 至于智商，其实聪明的人很多，但有些人只适合研究学问，而不善于领导别人，有些高智商的人才干脆连自己都管不过来，比如爱因斯坦。文人和技术人才是出了名的不好管理，因为前者太多独立思考，而后者即使恁有意见也宁可闷着不吭声。 善于揣摩别人的内心世界，读懂对方心思，慈悲为怀，体贴他人，确实也是一种领导力。但仅有这种能力，更适合走宗教路线，而不太善于领导世俗潮流。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但勇气，尤其是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风范。因为所谓领袖，其实就是带头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好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完全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十月围城》刚开头，杨衢云就被清政府的狙击手暗杀，脑浆飞溅到了身边的学生脸上，场面煞是血腥。但假如没有这个勇气和狠劲，不能够身先士卒，怎可能出将入相，享受人上人的待遇？当时对清朝不满的人多了，但只有这些革命党敢和清朝对抗，真是玩命的。 唐德刚问李宗仁对胡适有何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者，必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个性上缺乏一种担当和魄力，谁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与你呢？俗语有云：男人是用来靠的，所以必须可靠。 但单纯硬干、蛮干也不行，比如西楚霸王项羽，最后落得一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下场，绝不是力气不够大，更不是杀人不够狠。项羽起义之时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吓得众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巨鹿大战前夕，砍了上将军宋义之头颅，从此独掌军权。后来的七十余次大战，他每次都身先士卒杀兵斩将夺旗。即使最后在乌江边上，也手刃数百人才慷慨自刎。而且项羽也没少干屠城的坏事，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项羽有两大败因：一个是不识人，更不懂用人。曾经投奔他的人才，最后都离他而去，走到了对立面。另一个是看不清楚形势，天下大一统这个是历史的趋势，而项羽推翻秦朝以后，却搞分封诸侯那套手段来拉拢同盟军，这个根本是开历史的倒车。何况项羽分封的诸侯，比如章邯，是一个被各方痛恨的残暴军阀。老百姓在这些人的手下混，实在是朝不保夕，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但是个人能力再强，也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否则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个好的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比如水浒梁山泊的108好汉，凑不齐全还真做不了什么大事。希特勒假如缺少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这些死党，任他口才再漂亮也发动不了二战。汪精卫、蒋介石二人，一文一武，都为孙中山所用，所以才有中华民国。 《十月围城》里面那些朴素群众，对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事业一无所知，抛头颅洒热血的铺就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路，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把社会各种闲散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推翻清朝所用。同样是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除了因为洪秀全这些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不足，多少与当时老百姓对清朝仍有好感与期待有关。到了孙中山的时代，各阶层对清朝已经失望透顶，因此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偌大一个清朝，竟然就此土崩瓦解。这个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白洋得出一个结论：领袖是天生的，因为领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并非靠学校或者社会就能够培养出来，教育从来滞后于革命。 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领袖天分，有三大指标。一是对人性敏感，懂人心；二是对趋势敏感，懂潮流；第三是勇气和狠劲。而所有这些因素再结合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自然会诞生出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比如战争时代的那些军政界伟人，再如和平时代的比尔·盖茨这些IT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