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定义有点啰嗦，百度百科的“企业文化”词条简化成为一句话：“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这个定义还是不够简洁。依白洋看来，企业文化等于创始人气质。基本上，大如王朝，小如公司，总有一种特定的磁场。这种磁场，吸引着某些人的进入，也导致了某些人的离去，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这种磁场，与创始人息息相关。

“文化”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非常抽象，白洋举月饼模子（又称为“月饼印”）为例，或许有助于读者之理解。月饼印之图片欠奉，需要观赏实物的朋友，可以上淘宝网浏览。

中秋节渐行渐近，各个月饼厂商正在争相推销自己的产品。中国人对月饼并不陌生，但是对于月饼的制作过程，知道的人不算很多。其实，月饼是用一个模子压制出来的。制作月饼时，将事先捏好的加了馅料的面饼胚子（就像一个肉包子）放入木制（当然也可以是塑料等材质）的模子中，用力按压，使得面饼与模子的凹凸之处充分接触，然后翻转模子，对着桌面磕一下，将月饼敲出，带有图案的月饼就成型了。

白洋并不认可老外对于企业文化之定义，把企业文化当做一种图腾崇拜，或许因为外国人普遍有宗教信仰，就如 @演员孙海英 的名句：“信主以后才知道”云云。俗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一个组织能够形成并且遵循某种企业文化，并非老天之赐予，而是创始人（严格的讲，是整个创业团队）不断“强化”之结果。

强化，就好比那个月饼印，用力按压，再猛敲一下，月饼就成型了。同理，企业文化，也需要不断的敲打，否则无以成型。

毛泽东在1927年写就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十月围城》中，孙中山说：“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一个组织之所以能够成型并且生存下来，必然有其内在的共同追求，而为了达到其目标，攘外必须安内，要优化其内部架构，理顺其内部关系。

人是一种有七情六欲的智能生物，都有自己的追求和欲望，资历、能力、贡献又各有差别，如何摆平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决定权就捏在老大手中。无规矩不成方圆，领导人对某种行为的敲打与贬斥，或者纵容与鼓励，都会起到“月饼印”之功能，最终导致整个团队气质之形成。

因此，纵观历史，很多在今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比如元朝皇帝之暴虐成性，源于铁木真把“侵略敌人的土地，掠夺敌人的财富，占有敌人的妻女”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又如明朝皇帝以冷血寡情著称，其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一个翻脸不认人的角色。老朱为了杀绝功臣，连持有丹书铁券免死金牌的77岁高龄的李善长也不放过。满人无功德于汉人，却占据了大明之江山，显然理亏。清朝入主中原后，始终对汉族高度戒备。清朝皇帝以勤政著称，并非他们不想享福，实在是满族子弟的人才不够用，又不敢过度使用汉人，唯有事必躬亲。

历史太遥远了，再举一个当今的例子。有人说乔布斯是“魔鬼型的完美主义者”，但是他领导的苹果公司，以762亿美元的现金储备，充分证明“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之格言。

有的人，或许是sometimes naive吧，被单位开除之后仍不觉醒，不明白为何自己与团队不兼容，真该好好琢磨一下月饼模子了。

按网上流传的资料，陈其美出生于1878年1月17日。但是据《造化元钥》收录的陈其美八字，陈的生日为“丁丑、癸丑、乙酉、己卯”，也就是“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卯时”，亦即公元1878年1月7日卯时。《造化元钥》乃徐乐吾所编撰，再经韦千里校正，而徐、韦乃旧上海命学名家，与陈其美又是同时代人，显然命书所载之生日较为可信。白洋经过定盘之后，也认为《造》收录之陈氏八字正确。

《造化元钥》对陈其美之八字评价如下：“丁丑，癸丑，乙酉，己卯。光绪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卯时。陈其美命：卯酉相冲，日禄受损，酉丑会局，煞旺身衰，丁火食神，为癸水所克，行酉运，遭暗杀弊命。”

至于陈其美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在戌地，主星天同，会天机化忌、太阴化权，按中州派的观点，此乃“豁达”的天同。陈其美眉清目秀（典型的天同人），戴一副金丝眼镜，向来以“书生”自称（“其美一书生耳”）。其实陈其美性格豪迈，具侠气，出手快、狠、准，行动果断，以“四捷”著称，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孙中山对他的评价为“任事勇锐”，“乃吾党（国民党）健者！”

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人，早年的经历并不出众：15岁辍学，入当铺当学徒；25岁去了上海，以会计为业。28岁那年，陈其美到日本留学，成为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他在日本认识了孙文，加入同盟会，并与蒋中正结拜为异姓兄弟。和同时代的浙江籍革命党人相比，陈其美出道较晚，资历较浅。但是，进入天府大限后，陈其美时来运转，忽然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加入了青帮，且成为大头目，发动帮会这支庞大的社会基层力量搞革命，声势可谓显赫。陈其美会与黑道人物走到一起，固然有时代的因素，也和其身宫有关——巨门为“暗星”，还有陀罗、火星、阴煞同宫。

张勋，1854年阴历十月廿五日巳时出生于江西省奉新县赤田村的一个赤贫农家。他出生不久，父亲就大病一场，家人因此认为张勋克父。但因为张勋是长子，当地的算命先生对其八字的评价又很高，认为是“大贵之命”，富贵程度甚至比当地名人、时任左侍郎的许振祁还要显赫。因此张勋之父对张勋很是宠爱，一心要好好栽培这个孩子。但苦于自家一穷二白，无力教育孩子，后来张父托了关系，把张勋送到了许振祁的家中做书僮。张勋又通过许振祁的关系进入湘军，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财          杀          日元      劫         
乾造  甲          丙          庚          辛 (日空子、丑)
          寅          子          申          巳

排大运：
           官     枭     印     比     劫     食     伤     财   
大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岁数      9      19     29     39     49     59     69     79   
年份 1862 1872  1882 1892 1902 1912 1922 1932

讲到张勋入湘军，还有一段故事。因为湘军的创始人曾国藩善以相术识人，据传《冰鉴》一书即为曾氏所著，上行下效，当时湘军的人事主管也照例给初来咋到的张勋看了看相格。而张勋相貌忠厚，因此上司批其“生来忠厚福相，他日必对国朝尽忠”。这个批语登记造册后，成为了张勋的个人档案，伴随着张勋从一员小兵成为满清重臣，也可谓张勋一生的写照。

张勋此人念旧情，重义气，至死都不忘许家对自己的恩惠，对于满清皇帝更是感激涕零，只恨无以为报。民国成立后，全国上下都忙着剪鞭子，为表示忠于故主，张勋本人及其部下却坚持留着那根大辫子，时称“张辫帅”，其部下则被称为“辫子军”。1917年，政局不稳，一直以“大清复辟”为己任的张勋以为“报效皇恩”的时候到了，悍然发动“复辟”。

张勋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有地空星，身宫有地劫星。王亭之认为地空星“反传统”，地劫星“反潮流”。孙中山说得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张勋复辟”这出“反潮流”的闹剧，仅仅上演了十多天，就在唾骂声中草草收场，倒是为地劫星的含义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注脚。

张勋虽然懵懂，但为人却颇多可圈可点之处。张勋带兵打仗，以体恤部下闻名；因其出身贫寒，经常资助江西籍的穷学生；照顾江西的父老乡亲，参与赈灾活动。孙中山称“张勋强求复逆，亦属愚忠，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文对于真复辟者，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这个评语可谓中肯。

首先，一切以时辰算命的禄命术，比如中国的八字、紫微斗数、七政四余，还有西方的占星术，其分析对象都是以年、月、日、时辰四个变量为依据排出来的命盘。假如时间有误，那岂不是乱弹琴？因此，白洋每遇到一个八字，第一件事就是——定盘，确认这个八字的正确性，然后再予以深入剖析。“定盘”二字或许比较抽象，其实这个词来自杆秤。使用过杆秤的人都知道，杆秤上有一个星，把秤砣挂在这个位置，正好能与秤盘的重量平衡，这个就是定盘星。

在命理上，人与八字是“两张皮”的关系，是先有婴儿投胎为人，然后我们记录这个出世的时间（婴儿离开娘胎，呼吸第一口新鲜空气的时间），再来分析其命运。也就是说，先有人，才有八字。但很多人不理解这点，随手排了一个命盘，别的任何情况（比如出生地）都不提供，然后就风风火火的到处找人“算命”。那还不如找一本万年历，富贵贫贱，什么八字都齐全了，然后对照口诀论命，不亦乐乎？

至于汪精卫的八字，出生年、月、日并无疑问，争议只在时柱。即使汪精卫确实出生于丁巳时，因为他出生于广东三水，考虑到时差的问题，也可能是用丙辰时才符合，此其一。

而按照巳时排出来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在亥地，主星武曲、破军。口诀有云：“武曲破军难显贵”，多数是手艺人，以技术发家致富。武曲、破军、天厨这个组合可表示饮食业，再加上天刑这个小星星，不就是砍瓜切菜么？而且武破和陀罗同宫，三方会到铃星、文昌，刚好凑成“铃昌陀武”格局，主投河溺水。本命格局已不高，身宫空宫，表示后劲乏力，借来紫贪二星，贪狼还化了忌，表示终生失意。

这样一个命盘，与汪精卫的生平实在很难对号入座。众所周知，汪某人尽管最后身败名裂，但他出生于书香世家，文章、口才都有相当造诣；早年跟随孙中山干革命，年纪轻轻就成为孙氏的左右手；谋刺清朝摄政王未遂，不但没被枪毙，还成了民族英雄和大众偶像；尽管斗不过蒋介石，但凭借在革命党的深厚资历，一直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还是所谓“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与妻子陈璧君共生了六个子女，除了第五个夭折，其余都很长寿……。如此身世，不是失意，而是太得意！

再排出辰时的命盘，命宫在子地，主星廉贞、天相，会到双禄与左右、昌曲，一点煞星也不见。廉相主守成，说白了就是混资历，廉相之人不轻易跳槽，用一句话形容，就是“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蒋介石一直希望把汪精卫排挤出局，但汪凭借国民党元老的身份（汪精卫名满天下之时，老蒋尚未发迹）倚老卖老，老蒋始终动不了他。而且“廉贞遇昌曲，好礼乐”，汪精卫正是以文艺起家。廉贞入命，在面相方面对应眉毛，汪绝对的眉清目秀（可资对比的是，同样廉贞入命的周恩来，也是天生一副漂亮眉毛）。廉贞、天相都是政治星，所以汪精卫一生都在政治这个漩涡之中打滚。但天相入命，本是辅助之才，表示“二当家”；身宫紫微、天府和右弼、文曲同宫，右弼为副官，文曲也有“副职”之意，这与汪精卫的仕途完全吻合，因为汪从来都不曾“总裁”国民党。

汪精卫的官瘾之大，希望“扶正”的决心之坚决，有一个故事可以佐证：孙中山去世后，汪精卫和胡汉民、廖仲恺一度成为最有望担任孙中山接班人的三巨头。1925年7月1日，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选举前，汪精卫听到有人要选他，表面上一再谦让、推辞，但是到了正式选举的时候，他却急不可耐地投了自己的一票，结果最终以全票当选。汪精卫投靠日本人，除了因为对抗日缺乏信心，多少也是为了获得“独裁”的机会，因为“总裁”这个头衔，对于功名利禄熏心的政客来讲，实在是太有诱惑力！

史家对于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的原因众说纷纭，不少人把其叛变归根于他的懦弱、摇摆、反复、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白洋不甚认同也。因为按他这个八字（癸未、丙辰、戊申、丙辰），注定是二把手之命。没错，性格是导致他叛变的一个原因，但他命中注定无法“总裁”全国，却有相当的号召力，才是他决心与国民党分道扬镳，而且被日本人利用的根本原因。因为个性骑墙之人有一种随波逐流的倾向，汪精卫当年因为紧密跟随孙中山走革命之路，才成为了革命元老，但孙中山一死，他就如丧考妣，失去了方向和目标。而当时中国的一号人物蒋介石，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比汪为浅，汪精卫根本不知道何去何从，以致后来一步踏错，步步皆错。

欧美学者有一个统计数据，发现美国财富500强公司CEO的平均身高是1米83，而美国男性的平均身高是1米76，整整高了半个头。但如果把统计对象的范围扩大，从商界往政界、军界乃至IT、金融业等男性精英最集中的行业拓展，身高与领导力却毫无规律可言——有的很高大，有的偏矮，但中等个子也很多。至于女性领袖的身高，却往往很中庸，太高太矮的都容易被淘汰，剩下的都是中等个子。可见身高绝非成为领袖的决定性条件。

现在很流行所谓的“性格决定命运论”，其实性格只是必要因素，而非必然因素。清朝末年那么多强人逐鹿中原，最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就寥寥几人而已。比如张学良评价他父亲张作霖和蒋介石：“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蒋先生，一个是我父亲。我对这两个长官，我批评他们俩：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介公呢，他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很多人错把能力的缺陷当成是性格的弱点，比如在单位不得志，就说是性格不好，因为不拍马屁，所以混不上去，典型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其实很多所谓性格有缺陷的人，根本上就是能力有所缺陷。

也有一些人认为内向的人不适合做领袖，其实内向或者外向，实在不是成为领袖的充分必要条件。比如毛泽东是典型的外向性格，而斯大林则很内向。

至于智商，其实聪明的人很多，但有些人只适合研究学问，而不善于领导别人，有些高智商的人才干脆连自己都管不过来，比如爱因斯坦。文人和技术人才是出了名的不好管理，因为前者太多独立思考，而后者即使恁有意见也宁可闷着不吭声。

善于揣摩别人的内心世界，读懂对方心思，慈悲为怀，体贴他人，确实也是一种领导力。但仅有这种能力，更适合走宗教路线，而不太善于领导世俗潮流。

 “欲求文明之幸福，不得不经文明之痛苦。这痛苦，就叫做革命。”

但勇气，尤其是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领袖风范。因为所谓领袖，其实就是带头杀出一条血路的人。好比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完全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十月围城》刚开头，杨衢云就被清政府的狙击手暗杀，脑浆飞溅到了身边的学生脸上，场面煞是血腥。但假如没有这个勇气和狠劲，不能够身先士卒，怎可能出将入相，享受人上人的待遇？当时对清朝不满的人多了，但只有这些革命党敢和清朝对抗，真是玩命的。

唐德刚问李宗仁对胡适有何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爱惜羽毛者，必然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因此“生不五鼎食，死不五鼎烹”。个性上缺乏一种担当和魄力，谁敢把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与你呢？俗语有云：男人是用来靠的，所以必须可靠。

但单纯硬干、蛮干也不行，比如西楚霸王项羽，最后落得一个霸王别姬、乌江自刎的下场，绝不是力气不够大，更不是杀人不够狠。项羽起义之时斩杀殷通的卫兵近百人，吓得众人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巨鹿大战前夕，砍了上将军宋义之头颅，从此独掌军权。后来的七十余次大战，他每次都身先士卒杀兵斩将夺旗。即使最后在乌江边上，也手刃数百人才慷慨自刎。而且项羽也没少干屠城的坏事，典型的一将功成万骨枯。

项羽有两大败因：一个是不识人，更不懂用人。曾经投奔他的人才，最后都离他而去，走到了对立面。另一个是看不清楚形势，天下大一统这个是历史的趋势，而项羽推翻秦朝以后，却搞分封诸侯那套手段来拉拢同盟军，这个根本是开历史的倒车。何况项羽分封的诸侯，比如章邯，是一个被各方痛恨的残暴军阀。老百姓在这些人的手下混，实在是朝不保夕，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但是个人能力再强，也要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否则仍然避免不了失败的命运。

一个好的团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比如水浒梁山泊的108好汉，凑不齐全还真做不了什么大事。希特勒假如缺少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这些死党，任他口才再漂亮也发动不了二战。汪精卫、蒋介石二人，一文一武，都为孙中山所用，所以才有中华民国。

《十月围城》里面那些朴素群众，对孙中山以及他的革命事业一无所知，抛头颅洒热血的铺就了孙中山的大总统之路，完全是因为孙中山把准了时代的脉搏，把社会各种闲散力量拧成一股绳，为推翻清朝所用。同样是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失败，除了因为洪秀全这些领导人的素质和能力不足，多少与当时老百姓对清朝仍有好感与期待有关。到了孙中山的时代，各阶层对清朝已经失望透顶，因此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偌大一个清朝，竟然就此土崩瓦解。这个就是时势造英雄。

所以，白洋得出一个结论：领袖是天生的，因为领袖永远走在时代的前列，并非靠学校或者社会就能够培养出来，教育从来滞后于革命。

而衡量一个人是否有领袖天分，有三大指标。一是对人性敏感，懂人心；二是对趋势敏感，懂潮流；第三是勇气和狠劲。而所有这些因素再结合当时当地的环境和资源，自然会诞生出引领时代的领袖人物，比如战争时代的那些军政界伟人，再如和平时代的比尔·盖茨这些IT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