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9月28日
或许因为最近乃中元节之后，重阳节之前的缘故吧，睡前总要看几篇《聊斋志异》的故事才能入眠。夜深人静之际，蒲松龄笔下的鬼怪故事读起来是那么的令人毛骨悚然。其实鬼神未必可怕，但是贯穿《聊斋》始终的一种因果报应思想，实在不是一种愉悦的阅读体验。 志怪小说并不是清代的新事物，早在魏晋南北朝就有干宝的《搜神记》流传于世，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也搜罗了很多妖怪故事。但清朝以前，所有这些志怪小说，仅仅记事而已，不会刻意和因果报应扯上关系。可是，清朝最重要的几部小说之中，蒲松龄的《聊斋异志》、曹雪芹的《红楼梦》、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却无不以因果报应为小说的主线，《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干脆就是“谈狐说鬼”之书。 志怪小说以清朝为界限集体转向因果说，该与清朝政府尊奉佛教有关。在清之前，各个朝代的皇帝，或者信佛，或者信道，悉随尊便，宗教信仰首先是个人的喜好问题。但满清贵族最终定鼎中原，多少是运气使然，有很大的侥幸成分，其实是“冷手执了个热煎堆”。为了顺利接管华夏政权，满人祭出一个“杀”字诀，估计清兵入关后，华夏人口减少了5000万人以上，真是血雨腥风。满族本来信仰萨满教，但以武力夺得华夏大地后，认为“马上”得天下，终究不能“马上”治之，于是大力推行佛教，尤其着力宏扬佛教教义之中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一面，说白了就是劝诫老百姓要“认命”，乖乖做奴才。 但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论，确实具有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功能，因此在普罗大众之中颇有共鸣。而且因果说能够解释玄学上的一些疑点、难点问题，打通了某些关节要点，因此信命之人很难不信因果报应论。比如八字相同的两个人，父母的际遇和彼此的关系总会存在差别，唯有因果说能够解释此间的缘故。 净空法师谈前世，认为一个人到这个世间来投胎，父母与他一定有“缘”。缘主要分为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如果一点“缘”也没有，即使对面遇到也不会认识。 如果是来报恩的，就是乖小孩，不用教，生来就懂得孝顺父母。 如果是来报怨的，将来就是怨家对头，一定搞得家破人亡。 如果是来讨债的，也就是父母前世欠他的，今世要还债。欠得少，没长大就夭折了；欠得多，出来社会就没了。 如果是来还债的，看他欠父母多少。如果欠得多，对父母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但是缺少恭敬心；如果欠得少，纵然他自己非常富有，对父母也很刻薄，顶多让你混个温饱就算了。 很巧，《聊斋志异》之中就有几个典型的“讨债”孽缘。比如《四十千》和《拆楼人》。 《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家称素封。忽梦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问之不答，径入内去。既醒，妻产男。知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儿衣食病药皆取给焉。过三四岁，视室中钱仅存七百。适乳姥抱儿至，调笑于侧，仆呼之曰：“四十千将尽，汝宜行矣！”言已，儿忽颜色蹙变，项折目张；再抚之，气已绝矣。乃以余资置葬具而瘗之。此可为负欠者戒也。 昔有老而无子者问诸高僧。僧曰：“汝不欠人者，人又不欠汝者。乌得子？”盖生佳儿所以报我之缘，生顽儿所以取我之债。生者勿喜，死者勿悲也。” .《拆楼人》 “何冏卿，平阴人。初令秦中，一卖油者有薄罪，其言戆，何怒，杖杀之。后仕至铨司，家资富饶。建一楼，上梁日，亲宾称觞为贺。忽见卖油者入，阴自骇疑。俄报妾生子，愀然曰：‘楼工未成，拆楼人已至矣！’人谓其戏，而不知其实有所见也。后子既长，最顽，荡其家。佣为人役，每得钱数文，辄买香油食之。异史氏曰：‘常见富贵家数第连亘，死后，再过已墟。此必有拆楼人降生其家也。身居人上，乌可不早自惕哉！’” 《聊》虽然也涉及对官府的批判，但披着“宿命论”的外衣，借“异史氏”之口“曲笔”进谏，倒也安然过关，并没有卷入文字狱，实乃蒲公的高明之处。多数人只是把《聊斋志异》当做戏说而已，但年齿渐长，阅历更丰，回头去读《聊》，岂可心无戚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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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5月8日
史载南宋权相秦桧杀害抗金英雄岳飞父子，至今岳飞墓对面仍有秦桧、王氏夫妇的跪像任人唾骂。但在皇权巩固的宋代，秦桧身为一介文人，凭什么能把一位功名显赫的军队将领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要知道，岳飞遇害之时还不到40岁，而在遇害5年之前就已官拜太尉，太尉乃宋代最高级别的武官，大概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长。宰相相当于总理，总理谋害国防部长，难度不可谓不大。可见杀岳飞一定是赵构的意思。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中，岳飞无论出身、年纪、资历都是最浅的一个，在其频繁升迁的过程中，难免令同僚对其“另眼相看”，以致在岳飞遭到陷害的时候，很少有人愿意挺身而出为其鸣不平。中国社会从来都有“敬老”的传统，更有“忌才”的习惯，风头最劲的岳飞遭到打压，某些嫉贤妒能之人的内心就舒畅多了，对皇帝也就更忠心了，君王之道向来如此。 《史记·淮阴侯列传》曰：“臣闻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岳飞功劳太大，年纪轻轻就位极人臣，已经无官可封，无爵可赏，但岳飞又太“上进”，不懂享福，一心北伐，假如直捣黄龙，除非裂土封王，否则岳飞只有自立为王一条路了。何况岳飞北伐的根本目的是要迎回徽钦二帝，假如宋徽宗、宋钦宗回家，宋高宗该往哪里摆？明代文士文征明对这点就看的透彻，他在《满江红》一词中直指要害：“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而宋朝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一向激烈，皇帝夹在中间，做墙头草而已。主战派占上风的时候，皇帝随声附和；主和派占了上风，皇帝也猛点头说挺好。在第四次北伐中，与岳飞一起出兵的宋朝将领还有吴玠和韩世忠，但他们的军队交战不利，与金兵的战斗陷入胶着状态。赵构并非蠢人，他很清楚以北宋的国力尚且无法收复中原，在汴梁失守、北宋灭亡之后匆忙组织起来的南宋小朝廷，自保尚且不暇，进攻实在乏力。而且岳飞虽在朱仙镇一役获胜，但孤军深入金国腹地，难免孤立无援，此乃兵家大忌，胜算其实不大。派兵北伐，一来是顺应民众的呼声，二来是以攻代守，以战促和，所谓“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上至朝廷，下至普罗大众，其实也没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北伐可以消灭金国，但尽人事而已。岳飞死后，很多人出于朴素的爱国热情，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懊悔至今，但实事求是的讲，假如南宋不对“重文轻武”的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再从战略方面作出极大调整，永远都是被动挨打的一方。 孤军深入的“岳家军”，其实已经成为南宋的一支不受约束的“另类”力量，金军忌惮之、朝臣嫉妒之、皇帝疑心之，主和派的主力、为南宋贡献了大半税赋的南方地主阶级更把岳飞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北方汉人倒是迫切希望南宋派兵收复失地，可惜他们流离失所，自身难保。除掉岳飞，已经成为当时各派势力共同的心愿，而秦桧无非是替赵构背黑锅，交换条件就是让他做宰相，后果则是“秦桧”二字从此成了一个贬义词，以致秦桧的后人作诗：“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至于岳飞的紫微斗数命盘，父母宫化禄入财帛宫，财帛宫再化禄入命宫，财运极好。这个分析可能令人意外，但仔细思考一下，其实非常符合史实，因为宋高宗对岳飞封赏极厚，正是因为得到了赵构的异常宠信，岳飞才平步青云。 按照岳飞这个命造，贪狼在戌地守命，与武曲相对，贪狼是偏财星，武曲是正财星，“贪武同行”，本是商人的组合，而且贪狼会到官禄宫的火星，很纯粹的火贪格局，这个其实是大商人的命盘。命宫贪狼化忌，与天刑同宫，而且会到地空、地劫，表示严于律己，不纵欲。岳飞虽然少年得志，封赏甚多，却一直维持早年的消费水平，衣食住行都是最低标准，在军中和士卒吃一样的伙食，在后勤补给艰难的时候，干脆“与士卒最下者同食”。根据史料，李纲曾经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可见岳飞天生具有极高的领导、组织、管理才能，治军有方，是一个很合格的CEO，以致金人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惜生逢乱世的岳飞只好以武功起家，最后还被诬陷下狱，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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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白洋 | Published:
2010年04月26日
古人相信“天人合一”，“天”既主宰人的命运、也主宰王朝的命运。秦灭六国，嬴政为始皇帝，丞相李斯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虫鸟篆字，由玉工刻于和氏璧，作为传国玺，自此和氏璧成了皇帝的宝印和天授皇权的象征。 南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正月，“杀才”张弘范指挥元兵在广东江门崖山海域与张世杰统率的南宋残军展开决战，最终宋军全军覆没，左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八岁的赵昺跳海自杀，和氏璧从此下落不明。此战之后，汉人领导的中华帝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沦陷于外族，所以有史学家认为崖山之战标志着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结束，所谓“崖山之后，已无中国”。 在宋朝最后的日子里，与风雨飘摇的赵氏朝廷生死与共的“宋末三杰”，除了上面提到的陆秀夫、张世杰，就是本文的主角文天祥。 文天祥出生于江西这个堪舆名家辈出之地，唐朝的杨救贫、宋徽宗年间的赖布衣，都是江西籍人士，文天祥从小受到术数的熏陶。而宋朝一直在内忧外患之中挣扎求存，从皇帝到平民，都有朝不保夕之感，因此预测术一直很流行。文天祥在《赠萧殿斋》一诗中，就提到过“全民皆卜”这个社会现象： 未有大挠书，先有伏羲易，古人尚卜筮，今人信命术， 八卦与五行，皆自河图出，易中元有命，道一万事毕， 卦义六十四，萧君得其一，江湖旅琐琐，谈命比巽入， 人情爱委曲，喉舌嫌棘棘，言言依忠孝，君平意未失， 我生独肮脏，动取无妄疾，是有命流行，虽陨夏谁诎， 安能从儿女，朝夕谈昵昵，若卦有人买，不妨君卖直。 在《赠谈命朱斗南序》中，文天祥更是以高屋建瓴的姿态畅谈术数： “天下命书多矣，《五星》勿论，若《三命》之说，予大概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祸福特未可知也。惟《太乙统纪》，钩索深远，以论世之贵人，鲜有不合，然闾阎贱微，有时而适相似者，仓卒不可辨。予尝谓：安得一书为之旁证，以窥风造化之庶几哉！最后得朱斗南出《白顾山人秘传》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竖，错综交互之中，论其屈伸。刑冲六害，察其变动，生旺官印空， 而为衰败死绝破。禄马不害为贫贱，孤劫未尝不富贵。盈虚消息，观其所归，和平者为福，反是为祸。其言亲切而有证，予切爱之。独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辞解，乃循其本文，变其旧读，概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见者阙疑焉。《统纪》十干，干各一诗，其辞虽若专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无不相通，古诗虽以百数，其大指数十而已，亦复如《白顾》之列，别为之篇，以附见其后，使两书贯穿于一人之手，彼此以补其所不及，年月日时，虽相去一字之差，而于铢两轻重，为不可诬矣。斗南，吉永人，拔起田间，谈命皆自得之妙。予谓：初事《统纪》，失之者十之二三，继得《白顾》书，失之者百之二三也。予观斗南用二书奇中，所不在论，偶然而不中，则反求之吾书，书未尝失，顾用书者或未尽耳，予又恨《白顾》书有阙疑也，天命之至矣，出于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尽也。吾所见斗南论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为序。”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乃儒生的必修课，文天祥能从莘莘学子之中脱颖而出，以状元之身领丞相之职，对《四书五经》自然是滚瓜烂熟。而从上文还可以看出，他对位列儒家经典之首的《易经》颇有偏好，且对于各种算命技法都很熟悉，否则即使应邀作序，也顶多寒暄几句而已。 至于文天祥的八字，丁火日元生于午月，五月丁火，时归建禄，年干丙火、月干甲木助之，地支巳午半会火局，身极旺。丁火靠甲木来生旺，甲木则赖庚金来劈成木柴，然后才能燃旺丁火。文天祥之八字，丁火日元，庚金、甲木齐来，木火通明，格局很高。甲木代表书本，庚金表示武器，所以又暗示其文武双全。但“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旺极则宜泄，八字无土星，时柱庚子，金水相生，源源有靠，所以该以水来解暑降温。而土晦火之光明，又有堵塞水之隐忧，所以八字不见土，乃成全其高格局。但是因为八字无土，强火克金，金乃其妻财，因此克妻很重，也应验了毁家勤王之事。 按大运分析，1274年开始走到戊戌大运，土气极旺，完全克制用神之水，可见是走背运。对照历史事实，则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元军大举进攻，宋军的长江防线全线崩溃，文天祥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起兵勤王。次年正月，元军兵临临安，文武官员纷纷出逃。在人心惶惶之际，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左丞相兼枢密使，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表面看是升官，其实是走上不归路。 之后屡战屡败，1277（丁丑年），丑戌刑，戌为火库，元气大伤，好在有丁火救命，兵败逃亡，但妻妾子女失散于乱军之中；1278（戊寅年），大运、流年双重戊土晦火克水，兵败被俘，但地支寅午戌三合火局，企图自杀，未死，在昏迷当中被俘；被押解至大都，路上绝食八日，亦不死；在监狱中度过了三年后，1282（壬午年），虽然年干壬水，但丁壬合，且地支子午冲，把唯一用神全部冲掉，丁壬合木也，木主仁，所以杀身成仁。 如果按紫微斗数分析，本命夫妻宫有陀罗星，会到铃星、文昌和武曲，正是“铃昌陀武”格局，因为是夫妻宫，所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严重克妻，所以妻子和两个女儿被俘后，都在宫中为奴，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虚岁44岁走到官禄宫大限，大限迁移宫的大限陀罗冲起本命的陀罗，三方四正会到铃星、文昌、武曲，“铃昌陀武、限至投河”恶格被发动，表示克应之期，所以妻女失散后，文天祥屡战屡败，始终无力回天，甚至寻死也不得。 深明易理的文天祥很清楚宋朝气数已尽，故曰“天下事有兴有衰。国亡受戮，历代皆有。我为宋尽忠，只愿早死！”1282（壬午年），流年叠本命，三方会到大限和流年的擎羊，冲起本命的擎羊，再会到流年的武曲化忌和铃星，还有白虎和官符，口诀云：“七杀羊铃，流年白虎，刑戮灾厄”，所以被元世祖下令处死。 《过零丁洋》曰：“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正是其福德宫廉贞本命忌，且又自化忌的真实写照。因为廉贞主感情，化忌表示伤感、失落、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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