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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政事颠倒”格

紫微斗数的格局甚多,但是,多数格局只记载于书本之上,养在深闺人未识。不过,有一个“政事颠倒”格,很巧,历史上正好有一个名人——北宋权相蔡京——就是这个格局。又因为《宋史》将蔡京列入《奸臣传》,蔡太师就成了“大奸臣”的同义词。有些研习紫微斗数的朋友,甚至把“政事颠倒”格等同于蔡京,以为“政事颠倒”格之命主,乃是贪官污吏。 这也未免太扯了。 首先,无论古今中外,官,都是一个肥缺。反映于命盘,则官命并不常见。这与社会现实是吻合的:位于金字塔底的多数人,供养着居于金字塔顶的少数人。体制内和体制外,就是两种世界。即使进入了国家单位,也是内外有别。有无“编制”,最终决定你的食禄多寡。外聘的合同工与在编的正式工,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命。 而紫微斗数的格局,更适用于推断命主的细节。比如判断某从政之人,会是一个清官,还是一个贪官,正是紫微斗数的特长。而在判断命局的地位、层次方面,紫微斗数不如四柱八字。也就是说,单凭一个斗数命盘,其实不足以判断一个人能否当官。否则,八字不同,紫微斗数却同盘的情况那么多,又当如何解释? 按《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之《贪狼》篇:“问贪狼所主若何?……昌曲同度,必多虚而少实”。而《紫微斗数全书》的“诸星问答论”之《文曲》篇:“问文曲星所主若何?……嫌遇贪狼莅政事而颠倒”。《八喜楼钞本古诀》里面,也提到“文昌贪狼,政事颠倒”。以上三处,乃“政事颠倒”的出处。 贪狼,首先是艺术星;文昌、文曲,也是文矅。所以,贪昌曲的组合,容易往“艺人”或者“手艺人”的方向发展。比如“贪曲格”的毛泽东,就是一个大才子。 而从政这事情,需要一定的行政能力。所谓“行政能力”,可以参照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能力测试。此测试的考题,覆盖面很广,表面是考查考生的常识,实质是考查考生的逻辑思维模式。 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Solon)说:“发号施令之前,应先学会服从。”也就是说,判断一个人的行政能力,首先就看此人是否懂得“服从组织纪律”。 按照毛泽东那大而化之的个性,不甚讲究繁文缛节的作风,以“和尚打伞——无发无天”自嘲的“洒脱”范儿,显然不适合从事行政事务。事实上,他只谈大原则,具体细节主要靠周恩来去执行。而周恩来虽被人誉为“政治天才”、“行政奇才”,但他从来都自认为“不是帅才”,而且毕生维护毛泽东的核心地位。 “颠倒”的本义,是上下易位,或者是本末倒置,“莅政事而颠倒”,就是“不按组织纪律”行事,或者是“不按常理出牌”。比如某件事情,本来一直由总监级别的人负责,但是“政事颠倒”格的领导,很可能一时兴起,改派主管级别的人去处理,不就乱套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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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格局

《渊海子平》的《杂论口诀》有一句话:“看子平之法,专论财官;以月上财官为紧要;发觉在于日时,要消详于强弱。论官星不论格局。论格局不论官星。入格者,非富即贵。不入格者,非夭即贫”。很多人牢牢记住了“入格者,非富即贵;不入格者,非夭即贫”这句话,先对号入座,然后推广应用之,甚至学紫微斗数之人也喜欢套用此话,开口就问:我的命盘是什么格局? 其实,格局本来是一个中性词,可以是吉格,也可能是凶格。比如紫微斗数里面,有“日月夹财”这样的富贵命,也有“铃昌陀武”这般凶险组合。但是,发明四柱八字的前辈更喜欢总结“吉利”格局;而创作紫微斗数的先人对吉格、恶格各打五十大板。 但是,无论吉格还是凶格,成格之人总是少数派。任铁樵就说过:“大凡格局真实而纯粹者,百无一二,破坏而杂气者,十有八九,无格可取者甚多,无用可寻者不少”。如果非要定一个格局才能算命,恐怕很多八字都无以入手分析之,因此《穷通宝鉴》的观点是:“有用只论用,无用方论格”,显然是一个进步。 北宋有一个名叫蔡绦的人,写过一本《铁围山丛谈》,提到“格局”在宋朝术数界的风靡程度:“阴阳家流穷五行术数,不得为亡,至一切听之,反弃夫人事,斯失矣。是以古之人行道而委命,不敢用……以为信也。先鲁公生庆历之丁亥,月当壬寅,日当壬辰,时为辛亥。在昔幼时,言命者或不多取之,能道位极人臣则不过三数。及逢时遇主,君臣相鱼水,而后操术者人人争谈格局之高,推富贵之由,徒足发贤者之一笑耳。” 蔡绦乃北宋权相蔡京之子,由此可知蔡京的八字为: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这个八字是“壬骑龙背”格,命书对这个格局有以下评价:“阳水多逢辰字乡,壬骑龙背贵非常,柱中俱有寅辰字,富贵双全在庙堂”。但是按照蔡京的生辰排出来的紫微斗数命盘,命宫紫微、贪狼、文曲,“(文曲)嫌遇贪狼莅政事而颠倒”,却是“政事颠倒”之劣格。同一个人,八字和斗数却是两种评价,可谓发人深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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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狼的解厄术

《紫微斗数全书》说贪狼乃“解厄之神”,重点在于“解厄”二字。解,即解救;厄,即厄运。北宋的晏殊写过一本名叫《解厄学》的书,开宗明义说道:“厄者,人之本也。”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困难的时候。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抱怨和逃避是毫无意义的消极行为。真正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但是,光有勇气还不够,仅凭匹夫之勇,恐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必须掌握“化解厄运”之术。 其实白洋认为《庄子》才是养生学的殿堂级作品,但是,《庄子》和《解厄学》又有道和术的区别,有市场人士把《解厄学》评为中国版的《人性的弱点》,如此定位大致是适当的。至于《解厄学》的作者晏殊,七岁能文,十四岁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官拜宰相,是一位极具说服力的成功人士。晏殊取得这般成就,固然可以说是因为他的“命”好,但是他能得到朝野的一致推崇,富贵终身,必然在为人处世方面有过人之处。因为从政这个事情,最难拿捏的一点,就是如何平衡各方的利益,顺了姑来失嫂意,宠了媳妇得罪娘,最考验一个人的公关能力。 世人多以贪狼为桃花星,现如今,世风日下,桃花往往和“性”扯上关系,于是,很多紫微斗数初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看命盘,动不动就语带暧昧的说别人很多“桃花”,此举十分无聊,甚至可以说是低级趣味。因为按星情派的论命方法,紫微斗数的主星必须和辅助星曜配合起来分析;如果按四化派的技法,主星必须结合宫干一起论命。假如凭两三颗主星就能断定一个人,紫微斗数的发明人何必创造出100多颗星曜呢? 贪狼和“神仙之术”有关,而神仙之所以超越凡人,无非因为神仙有些“神通”,比如寒暑不侵、来去自如、不受地心吸引力的约束、不经生老病死的痛苦,尤其了不起的是,神仙拥有某种法力,比如千里眼,比如用意念遥控物体,比如起死回生。总之,神仙必然有些过人的“手段”。因此,贪狼这个“解厄之神”天生拥有“摆平”(或者叫做“搞定”、“收拾”)某事的能耐。如果摆平的对象是“人”,那他就是人际关系高手,有外交、公关特长;如果搞定的对象是“物”,那他就是某方面的技术专才。 举例来讲,假如贪狼和廉贞会合,因为廉贞“在斗司品秩,在数司权令”,品秩为官阶之等级,与政治、制度、法令有关,因此,廉贪的组合往往有从政的倾向,因为掌权之人能够调动庞大的社会资源,拥有无比的解厄能力,代表人物如陆荣廷和周恩来。《紫微斗数全书》中列举的杨国忠之命,命无主星,迁移宫是廉贞+贪狼化禄,杨国忠的生辰已不可考,如此“造”命,无非也是为了强调廉贪的政治性。 但是从政且能出人头地之人到底是少数,红尘俗世之中,贪狼这个爱“学神仙术”的星曜,更可能学会了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魔术,比如杂技,比如修理,所谓“贪武四生四墓宫破军忌杀百工通”,“贪武破军无吉曜迷恋酒以忘身或作手艺”,“会廉武巧艺”,总之是吃技术饭,有一技傍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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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与风水

八字和风水虽然是两种术数体系,但二者之间存在交叉之处。所谓“吉人住吉宅”,不用找风水先生做顾问,八字为“富命”之人,很容易就能买到旺财的房子;而一个走在“破财运”之上的人,即使租房也总是租到毛病多多的房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倒霉的事情层出不穷,比如“某业主在自家别墅花园内挖出两具棺材”,实在令人毛骨悚然。这个业主的紫微斗数命盘的田宅宫或许有廉贞与阴煞、天巫同度吧。 千万不要把八字和风水拆成两件事情分析,因为一个八字和一处风水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活生生的人。既然是研究“人”的学问,自然要“以人为本”,一切都该围绕着“人”进行。“一命二运三风水”,一所房子的风水,必然会和屋主的八字配合,更严格的说,是和屋主的某个大运配合。 以毛泽东的紫微斗数命盘为例。1918戊午流年,推敲其紫微斗数命盘,大限田宅宫的主星为天机、巨门,天机大限化忌,流年天机又化忌,于是田宅宫乃天机双化忌+巨门化权的组合。考据实情,则毛当时是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和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睡大炕,大被同眠。而毛个子高大,被子盖不住脚,冬夜里总是挨冻,翻个身还要先和伙伴打个招呼,可谓憋屈之极。天机为轴,好比大腿;巨门为嘴巴,为口舌之争。至于图书管理员,其实就是一个跑腿活,可见命盘和实际情况一一对应。 再如1929己巳流年,围绕军委要不要“暂停办公”,红四军内部意见不一,发生了一场大争论,导致毛泽东“下岗”。根据当年的田宅宫分析,主星贪狼(本命忌)+文曲(流年忌),贪狼、文曲的组合,表示“政事颠倒”。 又如1940庚辰流年,毛的田宅宫主星是太阳、太阴(本命化科),“日月合璧”格局,主家道兴隆、产业增加。而当时毛泽东在延安发动“大生产运动”,综合实力与日俱增。 到了1951辛卯流年,毛的田宅宫主星是武曲、天府,会到左辅、右弼,口诀云:“武曲天府见辅弼,仆役如云”。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入住中南海,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一大群随从鞍前马后侍候,甩都甩不掉,确实是“仆役如云”了。 其实毛在1918年的时候,离中南海曾经是那么的近,但只能回到乡下去打游击,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30年之后,毛卷土重来,颐指气使,时也命也运也。 北宋名相吕蒙正幼时被父遗弃,受尽冷眼,与母同住寒窑,以乞讨为生,后发奋读书,最终官至极品。他深感天道无常、人情冷暖,故作“破窑赋”。“呜呼!人生在世,富贵不可尽用,贫贱不可自欺。听由天地循环,周而复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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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分析“抗美援朝”战争为何无可避免?

一个甲子之前的那场“抗美援朝”战争,至今大家仍在讨论中国该不该出兵朝鲜的问题。其实,即使时光可以倒流,一切都回到1950年的那个秋天,支持出兵的中国人只会更多。原因在于,美军只要超越“三八线”,就突破了中国人心理上的“安全距离”。 即使没有学过心理学的人都知道一个现象:和一个喜欢的人在一起,唯恐对方不够体贴,生怕双方的身体靠得不够近;而当一个陌生人向你靠拢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压力在逐步增加,等到双方的距离不足一臂距离之时,你会有头皮发麻的感觉,甚至会出手制止对方的进一步举动;同理,如果你主动靠近一个不喜欢你的人时,对方也会主动后退,为双方预留一个安全距离。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活动范围,每个人的内心都需要一个“领地”,假如这个心理上的“领土”被侵犯,必然会做出激烈反应。 每个人需要的安全距离是不一样的,身材高大之人,需要比较大的活动空间;而身材娇小之人,活动空间相对小点也可以接受,总之这个空间和人的体积有关。人如是,民族也如是,国家亦如是,只不过国家的安全距离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战略纵深”。小国谈不上什么战略纵深,弹丸之国,打一炮或许都“出境游”了。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战略纵深是必须的,这样在布置对敌防御时才有足够的缓冲地带,否则双方精神高度紧张,很容易就擦枪走火。短兵相接的对峙局面会给军人乃至平民带来多么强烈的精神刺激,或许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最有发言权。历史上,南唐后主李煜一直对北宋卑躬屈膝,只求苟延残喘,但赵匡胤仍然发动了吞并南唐的战争,理由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在仁川登陆,迅速向朝鲜北方推进,朝鲜人民军被分割包抄,北朝鲜亡国在即。但这个时候,中方还没有下出兵的决心,因为中方的心理底线是“三八线”。但到了10月3日,南朝鲜军队和美国军队都越过了三八线,而且向北推进。这个事件,促使毛泽东最终下了决心,得知消息的当天即和周恩来商议对策。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发表政府声明,警告美国不要越过三八线,进逼鸭绿江,否则,中国决不能置之不理。美国不听。这时,我们再次警告。除这两次公开警告,我们还正式通过印度向美国提出过。当时,印度相信我们的警告,劝美国要谨慎。美国不听,一直进逼鸭绿江,逼我们到墙角,我们才进行抗美援朝。”美国的底线是把北朝鲜的军队赶回三八线以北,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线肯定要推到鸭绿江边。但这样一来,就突破了中国的心理底线。因为对岸炮声隆隆,中方毫无安全感可言。 前几天是“918”纪念日,很多人至今对蒋介石、张学良在1931年没有积极抵抗日本关东军的侵略而耿耿于怀,何解?因为身为国家统帅,保家卫国、为国民营造一个和谐的生存空间,是其本分和义务,责无旁贷!蒋和张因为当年的失职,至今仍然背负骂名。朝鲜战争,假如中国置之度外,虽然美方号称不会攻占中国本土,但如果北朝鲜全线溃退,必然南朝鲜进驻鸭绿江边,伴随韩军入驻的,就是美军。以后中方和美方隔江相望,只剩一条鸭绿江作为战术缓冲,还谈何安全感? 很多人因为反对毛泽东,对于当年出兵的决策也极力反对,其实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领导者的立场去思考问题。假如当年北朝鲜被消灭,美军兵锋直指鸭绿江,东三省的形势将会非常紧张,因为鸭绿江北岸是苏联,中国、美国、苏联三巨头聚首金三角,擦枪走火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明万历年间,日本出兵欲吞并朝鲜,明朝毅然出兵援朝,援朝抗日战争长达7年,劳民伤财在所不惜,也无非是为了保住朝鲜这个战略屏障。日本自从“明治维新”开始,国力日渐强盛,野心膨胀,策划对华进攻,其第一步,就是控制朝鲜半岛。早在隋朝和唐朝,为了保证北方的安全,历代皇帝也多次发动对高丽国之战,隋炀帝更因为发动了三次对高丽的战争而间接导致了隋朝的灭亡。现在中国和日本因为钓鱼岛的问题,局势已经形成骑虎难下之势,正是二战后蒋介石两拒“琉球”,才遗留下今日之祸根。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身居大位者,怎能苟且偷安? 抗美援朝战争确实是因为毛泽东大包大揽、拍板定夺,否则无以成行。但造成后来的局面,却不是出兵的错。其实中国建政以后,无论抗美援朝,还是抗美援越,乃至对阿尔巴尼亚等国家的援助行为,最后都变成了一厢情愿地喂养“白眼狼”的冤大头糊涂账,原因在于中国被“不干涉别国内政”这条外交原则束缚了手脚,在输出金钱和物资的同时,并没有同时输出中国的力量和价值观,以致养虎为患,自食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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