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天官书》是《史记》“八书”中颇受冷遇的一书，因“正统”史学家不赞成把占星术等内容写入历史。主流话语圈偶然提到《天官书》，也是作为批判的靶子，认为《天》集中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局限。

但是，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他子承父业也做了太史令。太史令乃掌管天文历法的长官，也就是说，观星望气、为皇帝解释天象，正是司马迁的职责所在。所以，《天官书》可以看做司马迁的工作报告文集，而本纪、世家、列传的精彩故事反倒有点“不务正业”了。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透露了著述《史记》之目的：“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深受“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又肩负替君王寻找“君权神授”之依据的使命。因此，《史记》之研究工作，《天官书》可为破题之笔。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太史公（司马谈）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据《天官书》，“夫自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唐都，曾参与制订《太初历》。但他没做官，乃汉朝的著名方士、草根天文学家。可见，天官，即是天文学、星相学等学问。

一切预测，皆为谶言。

《史记》中最大的谶言，莫过于《秦始皇本纪》的一句话：“亡秦者胡也。”普遍认为，此谶言是秦始皇修筑长城的关键原因。

天象是《天官书》的重头戏：“三十六年，荧惑守心。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

秦汉时期，四柱八字、紫微斗数连影子都没有，五星、七政四余也未成熟。当时能用来推测个人的吉凶休咎的术数，首选相术。《史记》多次提到看相的故事。

比如《高祖本纪》提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吕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无如季相，原季自爱。臣有息女，原为季箕帚妾。’”

《李将军列传》中还记载了李广和相士王朔的对话：“广尝与望气（即看相）王朔燕语，曰：‘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将军自念，岂尝有所恨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馀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朔曰：‘祸莫大於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

《史记》中收录了很多解梦的故事，比如《赵世家》提到，“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后来果真发生了“赵氏孤儿”之事。

《三国演义》也多次提到政治人物之梦，和《史记》的梦有异曲同工之妙，罗贯中或许从司马迁那儿找到了灵感。

不过，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务实的，他既承认命运之无常，又强调了人的积极因素。他认为“国君彊大，有德者昌；羽小，饰诈者亡。”对于项羽这种英雄人物，司马迁的态度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本文在写作之时，参考了马强的《《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一文，特此致谢！）

清朝命理学家任铁樵因注解《滴天髓》而闻名，乃旺衰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八字理论，以日元之旺衰为核心，把确定命局的用神作为批命的首要任务。他认为：“命中至理，只存用神，不拘财、官、印绶、比劫、食伤、枭杀，皆可为用，勿以名之美者为佳，恶者为憎。果能审日主之衰旺，用神之喜忌，当抑则抑，当扶则扶，所谓去留舒配，取裁确当，则运途否泰，显然明白，祸福灾祥，无不验矣”。

《渊海子平》也很重视用神。《继善篇》说：“用神不可损伤”。《金玉赋》则说：“岁运并临，若损用神皆有祸”。

用神被伤的命例，比如陈公博：

           枭          杀          日元        食         
乾造   壬          庚            甲           丙 (日空午、未)
          辰          戌            申           寅

排大运：

          官         枭         印         比         劫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岁数  8          18         28         38         48                
年份 1899    1909     1919    1929    1939   

甲木得禄于寅，寅、戌半合火局而丙火透干，火旺木枯，必须以壬水制伤官。秋木喜见庚金雕琢，且庚金能生壬水，一物二用，乃本造之用神。但是庚金被旺火所制，用神受伤。庚金为七杀，即是官星，代表权力、名位。因此陈公博是受权位所累。

此人贪恋权位，政治面貌变化多端，被喻为“政坛变色龙”。最后，他竟追随汪精卫的脚步，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府的二号人物，沦为中国的第二号大汉奸。

陈公博的紫微斗数命盘也有可圈可点之处：身宫入官禄宫，武曲（化忌）+破军，羊陀夹忌，是为败局。王亭之先生认为，“‘武破相’一系，最具刚烈孤克之性，因为武曲不喜破军，见破军．便使原来刚烈的武曲变成躁决，常易因欠考虑或欠长远计划，因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失败。”武破相这个组合最怕化忌，陈氏之命盘正好作为注脚。

天刑星以寅、卯、酉、戌四宫为入庙。玉蟾先生曰：“太阳司权贵为文，遇天刑为武。”入庙之天刑星，逢太阳主武贵，再见文昌（文曲），主文武双全。

“歌曰：
天刑未必是凶星，入庙名为天喜神，昌曲吉星来凑合，定然献策到王庭，
刑居寅上并酉戌，更临卯位自光明，必遇文星成大业，掌握边疆百万兵。”

比如许世英的命盘，命宫在卯，天刑入命，会官禄宫之太阳和迁移宫之文曲，这组星系主“文人掌武职”。见天梁，强化了“监察”的味道（天梁=御史）。还有巨门（化权），无非是“口舌是非”或者“口才”。此公乃晚清司法专才，发迹于刑部，曾任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等要职，在其任内确立了中国的律师制度。

还有梁启超之命，安命酉宫，天刑和文曲入命，会文昌，也是“文人掌武职”的组合。紫微、贪狼见天刑，则不为“桃花犯主”，反能自律。

1913（癸丑）年，熊希龄为国务总理，梁启超以文人之身出任司法总长。查此年的流年命盘，财帛宫是贪狼（本命化忌、大限化禄、流年化忌）+天刑+文曲的组合，表示司法总长这职位属于“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据说梁启超当时想当外交总长或者内务总长，但是袁世凯认为梁“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只肯让梁氏当教育总长。而梁坚辞不就，内阁难产，袁只好让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梁启超最终当上了司法总长。

到了1915（乙卯）年，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抨击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并南下筹划和指挥云南起义，这次真的是“掌握边疆百万兵”了。

文中列举了一个“官星有理会”的命造：

           杀          杀         日元         财         
乾造   癸          癸          丁            辛 (日空戌、亥)
           卯          亥          卯            亥

大运：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注曰：“此造官杀乘权，原可畏也，然喜支拱印局，巧借栽培，流通水势，官星有理会。第嫌初运庚申辛酉，生杀坏印，偃蹇功名；己未支全印局，干透食神，云程直上，仕至尚书。然有其命必得其运，如不得其运，一介寒儒矣。”

可见，“理会”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流通、化解、调和”。“秀才不是尘凡子，清气还嫌官不起。”此造官杀太旺，日主本不能用其官，如果不是大运配合得当，必以秀才终其一生。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的许世英之八字，也是典型的“官星有理会”。

           枭          杀            日元        杀         
乾造    癸          辛            乙           辛 (日空戌、亥)
           酉          酉            丑           巳

            官       财       才       食       伤       比       劫       枭   
大运    庚申   己未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岁数      2       12       22       32       42       52       62       72   
年份 1874   1884   1894   1904   1914   1924   1934   1944 

地支巳酉丑合金局，天干透辛金，乙木毫无生气，但此造又不能以“从杀格”论命。因年干的癸水通根于日支，癸水泄旺金之气，再辗转而生乙木，正好属于“（官旺身弱），喜印而官能生印……此皆官星有理会，所以贵也。”

现在有一种名为“选调生”的特殊公务员。选调生之于普通公务员，好比保送生之于参加高考的普通学生。有人说，“选调生是先人后岗，公务员是先岗后人”，这种说法很形象。白洋在《亦官亦吏的孔目》一文中提到过“官”和“吏”的区别，如果说选调生是后备的“官”，招考录用的公务员就是“吏”。

如今活跃在政坛的“少壮派”干部，相当一部分是选调生出身。读者可曾留意到，干部们往往放弃了自己的本专业。或者说，干部的专业就是当官。

通过考试被录用的公务员，和任职单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儿”的雇佣关系，很难调动工作。而选调生是组织部的人，党要用你的时候，一纸调令就能成行，就像坐直升飞机。

选调生和普通公务员的“血统”是不同的：选调生是党的人，相对于通过公务员考试而获得录用的普通公务员（只是某机关单位或者某职能部门的雇员），选调生显然更加接近权力的中心。

当然，当上选调生，只是进入了“后备干部”这个圈子，至于能否真正当官，还要看他本人的造化，尤其是他的家庭背景。在基层工作的选调生，多年不得提拔、“备而不用”的情况，太常见了。而省直、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缘故，反倒拥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在外国，公务员有“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分，其实我国在1987年也提出了“国家公务员分为政务和业务两类”的构想。两者的区别在于，政务官对路线、方针、决策负责，而事务官负责具体的行政工作。

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工，和中国古代的官制有异曲同工之妙。“官”务虚，以政治水平分高下；“吏”务实，按办事能力排座次。令人无语的是，很多专家忙着效法老外，却不懂得从老祖宗哪里找灵感，难道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

其实在中国大陆这地方，哪里有什么右派？无非左的不太明显而已。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反右派”斗争从此开始，大批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可是，多数知识分子，当初铁了心要投奔延安，在老蒋眼里，他们就是左派。

有一种流传很广的看法认为：左，就是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右，则代表权贵的利益。还有人根据美国政党政治的情况，以为右倾的共和党“保守”，而左倾的民主党“开明”。更有人以美国为坐标，亲西方者属右派，民族主义者则为左派。但是，左与右真能这样判断么？

要弄明白何为左，何为右，必须追溯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

由于财政困难，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迫召集三级会议，企图向第三等级征收新税。当时参加议会的政治势力主要有三派：由天主教教士组成的第一等级、由贵族组成的第二等级，以及由资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的第三等级。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路人马分别就坐，亦有针锋相对之意。教士坐在国王的右手边，贵族簇拥着国王坐在中间，而第三等级的人物则坐在国王的左手边。

因为法国议会开了先例，以后的政党集会，保守派居右，激进派居左，也就成为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左派、右派这个分类源自英国国会。因为辉格党（Whigs，亦即工党<Labor Party>的前身）与托利党（Tories，亦即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的前身）是对立的两个派系，而辉格党一向坐在议事大厅的左边，而托利党习惯在右边就坐，左派、右派从此成形。

巧的是，左派（leftist，或称左翼）的词根——left，本来对应着心脏的位置，而心脏是一个容易受伤的器官，需要额外的保护（所以古代的盔甲特别给胸口加了一个护心镜）。因此“左”天生带有“弱势”的意味。

一般来讲，左派乃弱势群体的集合，具有悲情的一面，追求平等，希望“均富”。至于右派，属于既得利益者，而人性是自私的，总是优先考虑自己的利益，肥水不流外人田，倾向于保持现状，惧怕变革。

但是，强、弱，左、右，都是相对而言。左派上台之后，自然就成了右派，谁也不希望自己被人“革命”。但是在执政时，左派比较多运用计划手段调节资源的配置，尽量补贴弱势群体；而右派则尽量避免政府过度介入市场经济，类似于中国哲学的“黄老学”，追求“无为而治”。

但是，除非出现纳粹德国那种特殊情况，一般的政党，都是中间偏右，或者中间偏左，比如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中间偏左派，而共和党属于中间偏右派。极左或者极右势力的上台，必然伴随着中间派系的消亡，好比希特勒就是以“反犹”起家。

“吉凶祸福之事，盖未尝不先见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杀身亡族之害者。

汉昭帝时，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虫食叶曰‘公孙病已立。’眭孟上书言，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劝帝索贤人而禅位，孟坐妖言诛，而其应乃在孝宣，正名病己。

哀帝时，夏贺良以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遂有陈圣刘太平皇帝之事，贺良坐不道诛。及王莽篡窃，自谓陈后，而光武实应之。

宋文帝时，孔熙先以天文图谶，知帝必以非道晏驾，由骨肉相残，江州当出天子，遂谋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义康。熙先既诛，义康亦被害，而帝竞有子祸，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

薄姬在魏王豹宫，许负相之当生天子，豹闻言心喜，因背汉，致夷灭，而其应乃在汉文帝。

唐李锜据润州反，有相者言，丹阳郑氏女当生天子，锜闻之，纳为侍人。锜败，没入掖庭，得幸宪宗而生宣宗。

五代李守贞为河中节度使，有术者善听人声，闻其子妇符氏声，惊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贞曰：‘吾妇犹为天下母，吾取天下复何疑哉？’于是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为周世宗后。”

玩预测这个事情，必须有平常心。“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句话，或许太消极、太宿命论。但是，人生的痛苦，不就是因为苦苦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么？

不过，春宫小说以文字为传播载体，对读者的文化修养要求比较高，受众有限。从明代中期开始，春宫图开始流行。之后，色情文字（图片）大行其道，直到多媒体的流行，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以心理学的观点分析，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五大感觉，文字所能带来的感官刺激最弱，听觉+视觉的冲击力最强。也就是说，电影（电视、视频）是最佳的传播工具。

1895年，电影诞生，世界从此进入多媒体时代。随着数码技术的进步，演员和歌手的覆盖面越来越广，社会地位亦急剧上升，成为当今极具影响力的职业。这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想当年，清末民初，京剧最火的时候，艺人都不能算是一个“体面”的工作。现在则是全民娱乐，多少青年男女放弃一切也要进入娱乐圈，艺人绝对比政客更具号召力。

苍井空成名于AV，实在是躬逢其盛。

或许有人要问，为何AV女优也能享受正剧演员的待遇？据说苍井空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我脱光衣服躺在镜头前，是为了生存。而你们衣冠楚楚地站在镜头前，却只是为了私欲和欺骗。”近年演艺界曝出众多丑闻，尤其2008年的艳照门事件，令众多观众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天下乌鸦一般黑。

2012年1月15日，凡客诚品公司年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苍井空出席助阵，诸位互联网业界大佬纷纷上台和苍拥抱。有份和苍握手的天使投资人薛蛮子问：“我出一题目：为什么苍井空在中国那么红？”在诸多评论之中，白洋认为赵楚的看法比较中肯：“在一个表面假正经底下彻底烂污的社会，神秘的AV女郎建立人们真实的互相确认感和群体归属感。”

在这种舆论环境中，AV女优进军中国大陆，也可谓“适逢其时”。

但，AV女优何其多也，为何偏偏是苍井空最红？

应该说，苍井空及其幕后团队确实棋高一着。她在微博客最火的时候，选择以twitter和新浪微博为抢滩中国的登陆点，一举奠定了领跑者的优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在“马太效应”的作用下，后来者如西野翔、吉泽明步等人都成了苍井空的陪衬。

总之，苍井空的走红，绝不是因为其“德艺双馨”。而且“苍井空现象”和“韩寒现象”存在不少共通之处：与其说他们是媒体炒作出来的产物，不如说他们是因为其“离经叛道”的行为而成为广大群众“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代言人。因为话语权受到打压，大伙心里有很多“敢想而不敢言、敢看而不敢说”的东西。苍井空和韩寒的出现，正好让大家借机发泄内心憋屈已久的的郁闷，如此而已。

在现实生活之中，《全书》许以高官厚禄之格局，未必富贵。例如所谓“日丽中天”格：“太阳居午，谓之‘日丽中天’，有专权之贵，敌国之富”。很遗憾，白洋搜集了那么多张古今名人的命盘，至今没遇到一个合格的“日丽中天”格。反倒武曲、破军这个组合，手头就有2个曾经威震华夏的人物。

其一是张学良。

其二是鲍超。

王亭之认为，“‘武破相’一系，最具刚烈孤克之性，因为武曲不喜破军，见破军．便使原来刚烈的武曲变成躁决，常易因欠考虑或欠长远计划，因一时的冲动而导致失败。”在太平盛世里，武曲破军确实“难贵显”，因为官僚士大夫求“稳”，推崇中庸之道。武破人太“鲁莽”了，不是他们赏识的类型。

但是，所谓“乱世出英雄”，一旦遇到动荡的时代，武破人却很可能成为弄潮儿。“东北易帜”、“西安事变”等深刻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大动作，都出自张学良之手。而鲍超乃清末湘军悍将，是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一生经历大小战斗500余次，身先士卒，负伤108处，赐号“壮勇巴图鲁”（“勇将”之意），与湘军勇将多隆阿并称为“多龙超虎”。

张学良和鲍超二人，显然都是“莽夫”。

张学良做事，向来不按逻辑出牌。他的好友郭冠英说，张学良“是典型的公子哥性格，没常性，做事冲动，毫无计划，与这种人共事，‘做他长官头痛，做他部下倒霉’…… 结果是‘害朋友，毁部属’。”张学良也说自己“鲁莽，好冲动，捅娄子，而且人家让我捅一个娄子，我一定捅俩。”还说“我就是东北的‘白帽子’”（东北话，相当于“二百五”）。

拿破仑有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鲍超绝对是一个好士兵，而且是一个典型的“好战”之徒。他出身于贫苦人家，参军本来是为了混口饭吃。但是，随着阅历的增长，鲍超的野心开始膨胀。别人对战争是避之唯恐不及，他则是哪里有仗打，就往哪里冲，就怕无仗可打，立不了军功。鲍超的火爆性子堪比张飞，而且说话很冲，敢于顶撞上级。中法战争时，清政府与法国议和，鲍超大怒，脱口而出：“圣上昏聩，有负天朝。”

当然，一味做莽汉，像个无头苍蝇一样乱撞，也不是办法。武破这个组合，必须得禄，最喜双禄交流，才是有勇有谋。所以，同为武将，鲍超要比张学良高明。鲍超善于用兵，而且战术灵活多变。但是，鲍超的父母宫不行，太阳在子落陷，会到擎羊、陀罗，在家不得父荫（父亲早逝，5岁时过继给其伯父作养子），参军后也不得上司推心置腹。1867丁卯年，查鲍超的流年盘，父母宫是巨门化忌+天同化权的组合，会太阳大限忌。此年，鲍超被李鸿章阴了一把，有功反被诬告，气得鲍超愤而称病辞职。时也命也运也，岂可勉强？

不过，身为中华民国的重要人物，朱博泉的大名难免被人提起，尤其在各种八字书籍中。

           比          伤        日元        枭         
乾造   戊          辛          戊          丙 (日空辰、巳)
          戌          酉          戌          辰

大运：

   财           才            杀           官          枭          印          比          劫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3岁         13岁        23岁       33岁       43岁       53岁       63岁       73岁   
1900年   1910年   1920年   1930年   1940年   1950年   1960年   1970年

戊土日元，生于辛酉月，很纯粹的伤官格。戊土太旺，喜官杀，因官杀制比劫也。丙火透干，辛金受伤，因此火为忌神。

朱博泉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赴美国深造。七杀大运的第二年，亦即1921年，朱博泉回国。因为得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银行家李馥荪之赏识，年仅24岁的朱博泉被聘为该行的上海总行外汇部副经理兼驻美业务代表，起点可谓甚高。1928年，31岁的朱博泉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稽核及业务局总经理。甲子、乙丑，二十年官杀大运，朱博泉风光无限，各种头衔多达108个，成为上海滩金融业的翘楚。

传说朱博泉幼时曾算过命，相士批算他“行足大运到四十四岁”。至于四十四岁以后如何，相士只是笑而不语。按朱博泉的八字，火为忌，而火为印，印主名，朱博泉是被“名”所累。

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朱博泉本来打算全家移民美国，连机票都买好了。因为朱博泉在上海的名望和地位，金融界的朋友恳请他留下主持上海的金融大局，朱博泉毅然退掉飞机票，留在了上海。

从1940年开始，朱博泉连续走廿年的火运，倒霉的日子开始了。

1940庚辰年，丙寅大运的第一年，此年朱博泉实岁43，虚岁44。1940年3月30日，汪伪中央政权成立。汪伪南京政府一穷二白，周佛海想拉拢朱博泉与其合作，遭朱博泉一口回绝。当年的11月，朱博泉在乘车回家路上被汪伪特工绑架。出生于官宦家庭的朱博泉，从小养尊处优，未曾受过挫折，这次绑架事件，是他104岁长寿人生的第一次吃苦头。之后，虽然朱博泉被释放，而且重庆方面的孔祥熙还送来一封亲笔信，“对他在敌占区忍辱负重的处境深表理解”。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还是给他戴上了一顶“汉奸”帽子。

1960年，走廿年的比劫大运。身旺的八字，又是戊土，比劫帮身，是为累赘。文革开始，朱博泉全家遭殃，沦为棚户区的一个接受群众监督劳动的杂务工。

1980年开始，走廿年的食伤大运。1981年，朱博泉获平反。朱博泉自诩，“像出土文物一样又重见天日了”。朱博泉百岁寿诞时，英、美等八国的领事专程请他上北京，轮流做东，为他祝寿，他再次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座上宾。

过山车一样的人生经历，使得朱博泉的人生观变得非常超脱，非常通透。他曾说：“物无恒产，道有永恒！”他说：“世界上没有永远属于你拥有的财产：天灾人祸、世事风云……就算你拥有资产万贯，你也带不进棺材。你有没有发现，当婴儿来到世界上时，总是握紧拳头声嘶力竭地啼哭，他们是决心到人世闯荡一番，做一番事业。但当人离开人世时，他的双手再不是紧握而是摊开的，他什么都带不走，除了他的思想……”